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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8个月大。作为一个老练的妈妈，我可以把她抱在怀里，放入推车，扔进游戏围栏。但我很难做到，在北京，让她待在一个没有雾霾的地方。
2016年12月中旬，我和女儿轮流感冒，她常常在深夜里咳嗽，然后哭醒，最后还得吸溜着鼻涕，张着嘴呼吸，才能入睡。
我并不认为空气污染跟常见的伤风感冒有什么关系。但随即，那场跨越数省、弥漫数日的雾霾到来了。
12月16日，北京市环保局发布消息，20时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17日，我的家乡西安，大雁塔的轮廓从这座老城的中轴线上消失。21日，我的婆家大连，冬季酷烈的海风也无法驱走雾霾，空气中的PM2.5达到全年峰值。
“不要让她出门。”前一阵子，我老公每天上班前都要叮嘱我一遍。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的公婆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查看空气质量。
我是个迷信技术并相信广告的人，家里有3台不同品牌的空气净化器。即使是在空气质量还不错的时候，我也让它们24小时吹着。最贵的对着女儿婴儿床吹，第二贵的对着她游戏区域吹。
我满以为，这屏障足够坚固，但一部借来的“空气质量检测仪”摧毁了我的理想主义。窗外PM2.5数值在400左右时，即使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挡位，女儿游戏区域附近依然是轻度污染。
看她坐在游戏垫上使劲儿咳嗽，然后冲我笑，我心里充满了愧疚感。对抗这种愧疚感的方式，是又买一台空气净化器——齐胸高、半米厚，号称“无尘室”专用，“出风口PM2.5净化率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
机器日夜运转，电表日夜奔腾，女儿日夜咳嗽。
终于盼到老公和我假期重叠，新年到来之前，我们带女儿登上飞机，前往3000多公里以外的三亚。
那是12月24日，西方人的平安夜。北京刚“优”了一天的空气又转为中度污染，媒体上针对雾霾的讨论仍未降温。为了去机场，我不得不让女儿出门。她在车上兴奋地爬来爬去，呼呼直喘，趴在车窗上，对着灰白色天空下的一切傻笑。
我笑不出来。这场旅行多少带着逃亡的味道，有些无奈。
当飞机剧烈颠簸着冲出平流层之后，机舱内忽然响起持续的嘈杂人声。我前排靠窗的乘客甚至大声喊了一句：“天蓝了！”
这架航班几乎每一排都有孩子，大多在学龄前，最小的只有3个月。在长达4个小时的飞行中，哭声、笑声、过道内咚咚咚的脚步声从未停过。抱着孩子的母亲互相打招呼，“几岁了”之后马上跟着一句：“去躲霾？”
我们住在一栋度假公寓，从早到晚，都能看见老人带着小孙穿梭在公共区域。在这里，听到最多的就是京腔、“大米查子味儿”和“川普”。
“东北雾霾也挺厉害？”来自北京南二环的大爷问。
“可不咋地！”哈尔滨大妈答。
“真的嗦？！我们类（那）边也好凶哦！”推着婴儿车的成都妈妈补上一句。
不管南腔北调，平舌翘舌，聊的都是空气和逃离。被人类的天性驱使，我时常加入这些对话，好像身处同类群体之中，一起抱怨几句，就觉得舒服、安全一点。
真正感到舒服的也许是我女儿。每天，她在楼下的花园骑木马，在泳池踩水，到海边玩沙。最重要的是，到达三亚24小时后，我就没再听到她那夹杂着混沌痰音的咳嗽。
当然，为了严谨，我不能说这完全归功于优质的空气，虽然这场逃离的结果让我非常满意。我婆婆还是习惯每天看一下北京的空气状况，跨年那天，我们和同样来自北京的另一家人一起包了饺子。
我甚至在大街上收了厚厚一沓楼盘宣传单，记下了好几个房产经纪人的电话，咨询了度假公寓二手海景房的价格，还认认真真搜索了一下小区周边的教育机构。
“我儿子已经在这儿上中学了，肯定不回去了。”开网约车的东北大哥说，“在这儿连‘貂儿’（貂皮大衣）都省了！”
可我必须要回去，回到那个我读了3年书，上了6年班的北京。女儿8月龄的体检和疫苗早就约好了，快递柜里塞满了货物，稿子等着见报。
“在这儿生活，那些投资策略会和上市公司说明会你都甭想了。”我对平时西裤皮鞋，此刻短裤拖鞋的老公说。“我可以当个散户养你俩！”他笑，手机不断发出嗡鸣，公共假期快要结束，他那些拉不到尽头的金融行业微信群又开始活跃。
我们打包、退房、赶往机场。虽然知道目的地的空气质量堪忧，但旅途劳顿让人非常想家。
女儿晒黑了，像卡布奇诺咖啡上亮晶晶的焦糖。她又兴奋地趴在车窗上，对着蓝天白云下飞速掠过的椰子树傻笑。
“叮！”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我们抱歉地通知您，由于对方机场天气原因，您的航班已经取消。”这是2017年1月1日，北京空气质量指数4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