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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不满意的现实是“自己”，我们互相反省自己不够努力，在还来不及成为中心的时候，就已经被迫站到了舞台边缘。我们看似惧怕时间，更多的是担心被世俗的失败所定义。并且我们以为，年龄越大，失败的成本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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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最后一个周末，我安静地挂掉领导絮絮叨叨长达37分钟的电话，打开手帐，在新年计划的第一栏写下：辞职。说实话，那一瞬间之前，我从未想过离开这份工作，直到现在，我都清楚自己喜欢并擅长这份工作。
动了辞职的念头，我才发现十几年一直低头工作，对外界甚至是自己的行业都缺乏了解，在做出下一个决定前，我需要更多的建议，不仅是来自互联网上庞杂难辨的信息。我想用更原始的方式，一对一地当面讨教。
这对有社交恐惧症的我来说并不容易。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一戈，他既是同学又是同行，毕业后一路顺风顺水做到了主编。我以为他会一路高升，谁知他笑着说，年内辞职，目标明确，争取45岁左右实现财务自由。他问我：你呢？是啊，我呢。
我找到了更多的人，升职的同学、创业的师兄、成为自由职业者的师弟，离职的前同事、高就的前领导、换了四份工作的合作伙伴，我甚至专程去了一趟杭州，和小我10岁的同行探讨这个行业的可能性……
通过朋友的引荐，这个名单上出现了更多的陌生人，久闻大名的同行大咖、我有兴趣但并不了解的行业精英。我像一只正在冬眠、突然被人倒拎在空中的爬虫，张开了所有触角，慌乱地感受着周围的气味、温度、湿度。
在这些对话中，我无一例外地会被问到“为什么辞职”？一遍遍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开始忽略所谓不足为外人道的细枝末节，渐渐接近问题核心。
初夏的傍晚，办公室只剩下我和老高，他貌似无意地问我：还在找工作？虽然有些吃惊他的观察力，但我还是坦诚地点了点头。我们在一个办公室11年了，却从未深谈。他一边低头摆弄桌上的东西，一边说，被边缘化的感觉挺可怕的，有种被抛弃的感觉。我如同被电击，原来相差十几岁面临却是相同的危机。
我的触觉随气温回暖变得灵敏，华却突然病倒了，医生黑着脸对我说：情况很凶险，你们要做好准备。
在这座城市里，华住在西四环外，我住在东四环外，我们却愿意随时跨过大半个北京城坐下来聊聊。我们的话题大都离不开工作，和她聊天是件痛并快乐的事，她很少像大多数闺蜜那样发表“我觉得”“我以为”的见解，更喜欢摆事实、讲道理。
十几年的工作经历中，华曾经因为拒绝写软文从主编一撸到底，她并没有负气出走，而是从记者重新干起，再次回到主编的位置上。但更大的麻烦来了，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一切，我们被迫离开舒适区。华说：“没有多少时间留给我们去试错了，先行者已经把我们落下太远”。
即将迈入不惑之年的我们在谈论时间时，变得敏感而矫情。我们抱怨大环境，其实我们都清楚，让我们不满意的现实是“自己”，我们互相反省自己不够努力，在还来不及成为中心的时候，就已经被迫站到了舞台边缘。我们看似惧怕时间，更多的是担心被世俗的失败所定义。并且我们以为，年龄越大，失败的成本更高。
我和华试着做出一些改变，上学、运营自媒体，但自转的惯性太大了，漩涡的引力越来越大，靠自己很难出来。
因为华的病情，我暂停了自己的日程，陪她求医、治疗。面对每月几万元的开销，有朋友建议她卖掉房子，她犹豫很久说，“没有房子便没有安全感，这是我最后的堡垒”。我承认，这是多少中年人的痛点。
其实，这一年，在得知我年近40时，很多年长者都会善意地提醒我这一点。经过三轮面试后，一位59岁的面试官发了条短信给我：年近40，人生过半，谁不是委曲求全。如果你是我女儿，我会真诚地希望你留在体制内，在应对意外时，它会给你一份体面与保障。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中秋节那天，我认认真真地告诉他我的想法时，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看看身边年近40的中年人，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过于乐观：梅子离婚大半年了，却只能和前夫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于胖自以为聪明地换了部门，却等到了整个团队被裁的消息；权哥再婚了，却要承担6位老人4位没有城镇医保的现实。那些励志的故事只活在一堆来不及阅读的微信公号里。
天气越来越凉，那天陪华看完病，我遇见了老吴。老吴的父亲、儿子都是我们这个圈子内里数得上的人物，他的资源可以让他有更大的成就，他却离得远远的，对他来说，美食、美景，有烟火气的生活更真实。分手时，老吴像是下了很大决心说，我这辈子做过很多错误的选择，不也开开心心的。把问题交给时间而不是自己，胆子更大一些。
我笑了，原来我并不需要做一个所谓正确而明智的选择。回想这一年，收获了这么多人的智慧，接触了新鲜而未知的领域，放下了对时间、对不确定性的恐惧，让自己变得更开放，这一切似乎比我那个新年愿望更让人踏实。也许，某一天，那个所谓正确的选择自然而然地就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