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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觉得那个地方就是我的故乡，我有了更多写作的自由，有更多的“在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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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河南，出生新疆；中学练了6年武术，又被武汉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当过报纸记者和文学期刊主编，但一直不是个“专职作家”——邱华栋身上有很多奇妙的点，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是个“斜杠”人士，唯一不变的，是他一直在写作。近来出版的《十侠》写的是侠客，《北京传》写他生活了30年的北京，兜兜转转，都与他的体验有关。
邱华栋有一个特别的能力，随时能接受采访，挂了电话，又能续上接电话前的写作。他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文学出发的地方。”
中青报·中青网：写北京这座城市的书很多，如果要为《北京传》写一句“广告语”，你会怎么写？
邱华栋：我曾开玩笑地说过一句话，叫“一书在手，北京不愁”，当然这话有点大。但这本书对理解北京城市空间的变化、3000年的城市格局，还是有帮助的。
中青报·中青网：你写的北京，和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写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邱华栋：是我们感受的时间段和空间感不一样。从城市记忆来讲，他们可能对二环内的老北京记忆多一些，而现在北京的概念变化很大，既有老北京，也有新北京，还有京津冀一体化、雄安新区，等等，我写的空间要大多了。
我在北京生活30年，算是一个“新的老北京”，而北京仍在生长。每一代人都应该去热爱你生活的空间和城市，写下你的观察和记忆。
中青报·中青网：作家一般喜欢写两个地方，一个是现在生活的地方，一个是故乡，你出生在新疆昌吉州，写这两个地方的情感会有什么不同？
邱华栋：我最近写了一篇创作谈《没有“故乡”的人》。很多作家都有一个文学的故乡，他们书写故乡，像莫言写高密，贾平凹写商洛，我突然发现，我没有文学意义上的故乡。我的父母是河南人，我作为移民的后代，生在了新疆。
后来，我去武汉念书，来到北京工作。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觉得那个地方就是我的故乡，我有了更多写作的自由，有更多的“在地感”。比如北京，是我生活的地方，是我此刻正在经历的生活，可能比我出生在哪儿更重要。这是我和那些前辈作家的很大的区别。
中青报·中青网：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离开故乡，到大城市求学、工作、定居。你当时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邱华栋：对年轻人来讲，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最让人向往的肯定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大城市的魅力在于有各种机会，特别适合人干事业。我当时大学毕业也有去南方的机会，选择北京，是它作为首都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吸引了我。我特别喜欢文学，一开始并不在文学单位工作，后来去了报社，一干十几年，也是为了靠近文学。
困难当然很大，文学写作的群体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只有写得非常好才能“出道”，只有最好的作者，才能拥有最好的掌声。好在我一直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心态，我十几岁就喜欢文学，一直按照自己的计划和想象来写作，来适应。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网络，文学刊物是作家成长的阵地；现在网络文学兴起，作家可以在网上写连载，有了新的文学生产的方式。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肯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空间，设立一些目标——比如我，我时常想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生命，所经历的时间和空间是我今后不可能重复的经验，我就要书写一种“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才会有时间和历史意义。
中青报·中青网：怎么理解“与生命共时空”？
邱华栋：我写过不少涉及北京的小说，五六部长篇，100多个中短篇，很多写的是当下的新事，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的生活、年轻人的状态，等等。这是我写作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当然不是新闻，是把它变成审美化的文学。
比如，我当记者的时候，有一次采访，看到某天发生了给高楼擦玻璃的“蜘蛛人”出事故掉下来摔死的新闻。这个发在报纸上，可能就是个几百字的消息，但我写完新闻之后，心里其实是很难过的。我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来大城市寻找他生活的空间，结果摔死了。晚上回家后，我就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蜘蛛人》。小说里，银色的蜘蛛人飞跃在城市的上空，从一栋高楼飞向另一栋，后来他还遇到了一个女蜘蛛人，他们在高空相遇、相爱，有了小蜘蛛人，他们宁愿生活在高空，再也不愿意下到地面……
这样的小说具有幻想色彩，就是用文学的审美来处理新闻事件，把当下的经验变成意象的、诗意的小说，是一种带有后现代色彩的城市文学。
中青报·中青网：喜欢写当下、对社会的敏感性，这是不是与你十几年的新闻工作者经历有关？
邱华栋：绝对是这样。我有幸经历了纸媒的兴盛期，在报社工作，关心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敏锐、责任感、正义感，这些东西是新闻从业者的基本素质，我就把这种能力转变成文学。
我说过一句话，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文学出发的地方。很多社会事件，写成新闻几句话就讲完了，但文学可以仔细思考，思考人性的复杂性、事件背后的复杂性。所以，我的写作很多与新闻有关，但读者可能看不出来。
中青报·中青网：你去观察、去写作，会有什么特别的写作习惯吗？
邱华栋：我的写作习惯就是一点儿都不娇气。有的作家会有一些怪癖，比如德国诗人席勒要闻着烂苹果的味道写，海明威要站着写……上世纪90年代我一个人蹲单身宿舍，晚上回家很郁闷，就跑到三里屯刚涌现出来的那些酒吧，一个人也不认识，点个喝的，身边人来来往往，吵吵闹闹，对我没什么影响，拿一沓纸，手写，一晚上能写好几千字。
我觉得这是在报社训练的，在有限时间内尽量提高生产效率。你也知道报社那种办公室，大通间，领导说下午6点前要给5000字，你就赶紧坐下写，还不时有人经过，来跟你说个话，照样准时交稿。后来我就养成了习惯，在家里写作，手机响了，说完话做完事，情绪很快调整，放下手机马上能写。
现代人的时间被切得很碎，在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消耗自己，刷刷微信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恰恰是利用零碎时间，才能把事情完成。我都是利用零碎时间写作，称之为“碎片连缀法”。每年会有一个整体的写作想法，比如要写一部30万字的长篇，我就算一算有多少零碎时间，下班回家、双休日、出差……用一种碎片的方式把它完成，最后拼成一个整体。
中青报·中青网：你有过专职写作的阶段吗？
邱华栋：我一直是业余写作，正因如此，反而对自己有一种压力，最近的写作计划怎么还没有完成。我当然喜欢职业写作，但我觉得人生没有预先安排的事，你不能设计你的人生。要顺势而为，不要拧着。比如，有的人如果一定要辞职写作，有时候可能把生活弄糟，而且也可能写不出来了。
我做过《人民文学》的副主编、鲁迅文学院的常务副院长，现在是作协的书记处书记，工作一直和文学有关，客观上也会促进自身对文学的理解，自然而然就到现在这个状态。也许只有退休后，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职业作家……
其实作家没有退休这种说法，可以一直写自身对生命的观察，既观察他人，也观察自我的成长和时代的变化，然后以某种审美的方式记录，或者变形，这对作家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
中青报·中青网：你从16岁开始发表作品，18岁出版小说，年少成名，会有压力吗，担心自己有一天写不出来？
邱华栋：一直没有什么压力，因为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爱好，文学本身是一个自我修养的过程，喜欢，就会变得放松。写作首先面对的是自我的心灵，其次才是写出来的作品有多大的文学价值、社会意义——这需要别人去评判。
我上高中的时候，觉得书上那些大师写得真好，我什么时候才能写得和他们一样好。我妈就说，“大狗小狗都要叫，大狗叫大狗的，小狗叫小狗的，你怕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写作这事儿，面对自己的内心，就挺好。
中青报·中青网：现在90后作家也慢慢成长起来了，以你的观察，这一代青年作家有什么共性吗？
邱华栋：他们的共性就是非常有个性。我经常注意搜集一些青年作家的书，发现他们确实已经是另外一代人了，给小说起的名字都不一样，比如郑执有个小说叫《仙症》，一开始我都看不懂题目什么意思。这说明他们已经有一种新的审美表达，文学是人的心灵的一种外化构造。
中青报·中青网：对年轻人来说，有太多比写作有趣的事情，你当时有遇到过诱惑吗？
邱华栋：当然有很多诱惑，这是正常的。文学是一个艺术领域，我不主张人人都去写作，不需要那么多作家。但文学又是很多东西的根本，比如影视艺术，文学的记录功能和审美价值也一直存在。所以，文学不会死掉，作为语言艺术，它存在于我们的空气之中，是一个大而无用、又有大用的东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好还是有一点文学修养，因为总是会接触。
我不是躲在书斋里的人，我的其他兴趣也挺多的。我练过武术，也一度喜欢极限运动，我采访过一些登山的人，特别羡慕他们在全世界登山；我也关注潜水，只是浮在表面下不去……我觉得年轻人多一些尝试挺好的，人生是一个向死而生的过程，不可逆，所以要尝试新的活法，也许能爆发自身的潜力。
中青报·中青网：你最近有什么新爱好吗？
邱华栋：我会喜欢研究某一方面的一个小问题。比如，我还想把《北京传》写得更“厚”一些，我会搜集资料，关于北京的植物、北京的下水道……自己的兴趣和工作是同一件事，挺愉快的。
中青报·中青网：最后，对年轻人有什么作为“过来人”的建议吗？
邱华栋：我觉得人年轻时候应该去做一些相对困难的事情，不能让自己过得太舒服。比如读书，把一本很难的书啃下来，也许在将来会对你非常有用。我小学五年级读《红楼梦》的原著，会看不懂，还是去看。如果年轻时候不去挑战自己，一味嗨，嗨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也许这是老生常谈，但这就是我真切的体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