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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和中华文化中的“和”文化都是在肯定矛盾存在的前提下努力探寻人人为公的理想社会的实现之道，二者的相互契合使得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能够实现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既赋予前者以中国形态，又赋予后者以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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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两个结合”的重要价值并重点阐明“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指明了方向。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为主线，近日向全球发布智库报告《改变中国的“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孕育了独特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中华文化中的“和”文化赋予了中华文明以人文底蕴，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对待一切社会关系的基本态度，也彰显了中华文明对待世界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开放胸怀。矛盾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国“和”文化相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
其一，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与中华文化中的“和”文化相互契合，在承认矛盾的基础上勾勒出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理想社会，为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文化根基。中华文化中的“和”文化蕴含着和平、和睦、和谐理念，“和”并不意味着“同”，二者的差别在于是否承认差异性的存在。在《论语》中，先秦思想家孔子便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意味着和谐而又不失去原则，存异而又不相互冲突，体现的是彼此尊重、互相包容的处世之道。中华文化的“和”文化始终蕴含着“和而不同”的哲学智慧，即在肯定矛盾存在的前提下尊重差异性，在承认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有序、和谐、均衡、兼容的统一性，最终以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大同理想为美好憧憬。
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矛盾事物既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又在一定条件下彼此联系，相互联结和相互转化。马克思主义虽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但其社会理想并不在于构建一个充满对抗性的社会。因而，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和中华文化中的“和”文化都是在肯定矛盾存在的前提下努力探寻人人为公的理想社会的实现之道，二者的相互契合使得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能够实现中国化时代化。
其二，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与中华文化中的“和”文化相互成就，造就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斗争精神。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既赋予前者以中国形态，又赋予后者以时代精神。经典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回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动力为何，但未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解决方式提供现成的答案，需要结合中国具体情况进行发展和丰富。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与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社会观进行了有机结合，既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革命的批判性精神，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方面的思想，不仅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回答了不同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的问题，还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是在同压迫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反动势力斗争中成立的。在面对现实矛盾时，中国共产党不是一味地妥协求和，不是自然而然地相信“仇必和而解”，而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斗争促和谐，以斗争促发展。毛泽东曾言，“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个中原因在于斗争是自身力量的彰显，既能够以实力促使团结更加牢固，又防止在统一中一味求和而丧失独立自主性，在妥协中被敌人分化击破。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开展伟大斗争的新要求，这是斗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这种斗争精神不仅能够对外“椎锋陷陈”，驱逐一切反动势力，还能够对内“刮骨疗毒”，祛除一切党内病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斗争精神，提出要在斗争中争取团结，谋求合作和争取共赢，“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斗争目的与团结合作以及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相关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精神与中华“和”文化相结合所形成的独特政治智慧。
第三，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与中华文化中的“和”文化相互呼应，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文化底蕴，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问题导向开创一种新的现代化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科学思维指导，又离不开中华文明中“和”文化的滋养。从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来看，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主要矛盾是复杂矛盾体中占支配地位的矛盾。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创新。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面对社会内部矛盾，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指导，坚持以解决不同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问题导向推动现代化事业和平发展。这一科学思维方式与中华文化中的“和”文化相互呼应，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方面的独特文化底色。
正是因为对待前人思想持有“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中华文明历经各朝各代都能保持一种绵延不断的发展中的连续性，使得中华民族能够直面社会主要矛盾，秉持愚公移山的精神接续性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因为对待新旧事物的“和而不同”，中华文化才能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创新性，使得中华民族能够坚定目标，有原则性地充分借鉴西方文明的先进经验，在博采众长中探寻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和推动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正是因为对待各个民族的“和而不同”，中华文明具有能够将50多个民族熔铸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国家的统一性，使得中华民族能够积聚各民族力量共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因为对待各宗教信仰的“和而不同”，中华文明具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使得中华民族能够在求同存异中寻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大公约数，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共同奋斗。
正是因为对待世界各国文明的“和而不同”，中华文明具有和平性的突出特性，使得中国在对待国际关系时坚持合作、不搞对抗，能够以文明交流论超越文明冲突论，在开拓现代化道路时打破“国强必霸”的传统现代化逻辑，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厚底蕴，为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由此，中国式现代化将在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持续性展开，中国共产党将在推动“第二个结合”中促进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创新研究》（AHSKQ2022D011）的阶段性成果】
江可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