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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白河滩，就是石桥村。
班车没有规律地一颠一簸，一点一滴地磨掉车厢里回乡的人们的热情。
边杰没有热情。晃晃荡荡半袋子胃酸，伴着没消化的午饭，随着车厢抬升砸落。为了不浇灭车厢里仅剩的热情，边杰决定半路下车走回家。
边杰3年没回村了。自从上了大学，一个崭新的、精致的世界向他展开。琳琅满目，目不暇接。边杰兴奋之余，又带着一丝畏怯——怕被同龄人闻出自己身上的泥土味。不过，好在他的姓氏给他带来了便利。不常见的“边”姓，给同学带来了新奇感，边杰也顺道挤进了新世界。
3年的时间转瞬即逝，边杰还沉浸在新世界的探索之时，父亲的一通电话打碎了他的美梦：“再不回家过年，就断了你的生活费。”
边杰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就像飞上天的风筝，飞得再高，线头总还在父亲手里。仓促收拾好几件换洗衣物，赶在除夕前一天，边杰赶回了家。
农村建房子，总是靠着大路。
城市的路给房子带来的是喧闹，农村的路给房子带来的是热闹。
边杰的家也靠着大路，是一栋三层小洋房。一楼是大厅和父母的房间，外加一个小矮楼作为厨房。二楼则留给了边文、边武和边杰3个儿子住。随着大哥和二哥成家出门，准备立业，边杰在外3年，二楼也就空了3年。至于三楼，就是一个架子，空空荡荡，也没装修。
村里讲究排场，人家建三层，我也建三层，谁也不比谁差。
三楼的房间没糊腻子，露出里面的红泥砖头，像被剥开的皮肉。伴着一年又一年的爆竹声声，结成一道所有人都淡忘了的疤。
下车好一会儿，边杰才从晕车里缓过来。周围的山垄田地看着陌生，新修的路弯弯绕绕。边杰靠着手机导航，总算是找到了回家的路。
到了院门口，父亲靠在大门旁边，正坐在小竹椅上。听见动静，父亲朝着门口望来，眉毛蜷在一起，在额头像是打了个结，看了两三秒，才缓缓舒开，而后又拧巴在一起，把头转向另一边。边杰拎着行李箱，缓步走到父亲旁边，小声叫了一句“爸”，就快步走进屋里。
母亲是在傍晚才知道边杰回家了的。打开房门就是一通数落，不外乎是一些不要爹妈、不要家的话，边杰在电话里已经听过好多遍了。在外3年，边杰学会了如何应对母亲的啰嗦——只要静静地听着，听着就好，这种沉默，带着某种反抗，又带着某种怜悯。讲了一箩筐，母亲看边杰也没个声响，丢下一句“晚上记得去你萍姐家订婚宴”就走了。
石桥村基本都姓边，村里头大家或多或少都可以算上亲戚关系。萍姐叫边萍，就住在隔壁，是边杰儿时在村里为数不多的玩伴，边杰总喜欢围着她转。但过了几年，边杰发现自己不过是一颗卫星，萍姐终归还是找到了她的太阳。
农村的婚礼总是扎堆在春节前后，也只有这个时间，才有足够的人手可以帮忙。
订婚宴是在祠堂举办的。边杰到祠堂的时候，宴席已经开始了。刚落座，正想埋头扒饭，旁边一个大姨就认出他来了。
“这不村头老洪头家的阿杰嘛，啥时候到家的啊？”
一口夹杂了半嘴红烧肉的家乡话，边杰咀嚼了一下才听明白。老洪头就是他父亲，边洪，在村里头同一辈分里年龄最大。
“姨姨好，是的，刚回家。”
见到女性长辈叫姨姨，见到男性长辈叫叔叔，这是边杰在无数次记不清是哪个亲戚后，总结下来的经验。
“孩子真俊啊，读书还好。当年考上大学，老洪头满村报喜来着呢，逢人就聊，半句话不离这孩子。”大姨把话围桌传了一圈，像是发现了一个稀罕物件，同桌的人也乐得有了谈资。还有一个看起来更大的姨姨，一拍头，说小时候还帮他把过尿呢。
突然成为焦点，让边杰有点坐立不安，只能嗯嗯啊啊地应付着这些不熟的亲友们。
“这孩子，还真是进了城就忘了自己哪来的了。”
“那可不，他和咱可不一样，名牌大学生，有出息着呢。”
“没记错的话，这娃3年都没回村吧，不知道的以为是回家旅游来了呢。”
“老洪头这怕是表面风光心里苦哟。”
……
窸窸窣窣的话顺着桌面漫过来，边杰只能就着一大口菜，一起咽下去。
宴席中场，萍姐和她的未婚夫向宾客们敬酒。边杰远远地看着那张陌生的脸，总和记忆中的她对不上。她像一棵催熟的油菜花，带着一种过分的明艳和臃肿。赶在敬酒到这桌前，边杰就悄悄地走了。
回到家，父亲还在院里，坐在小竹椅上。“回来了？”“嗯。”
父亲右手搭在膝盖上，仰着头，看着边杰。边杰就定在原地。
那一弯月亮挂在夜空中，旁边的启明星熠熠地闪着。
父亲还是把手收了回来，头颅垂下。边杰又等了两秒，快步上楼。
当晚，边杰做了一个梦。他在一片虚无里面悬着，无边无际。看不见来路，望不见归途。
农村的天气总是偏冷些。边杰立在门旁，这样想着。
今天是除夕，按照村里习俗，在上午需要祭拜一下祖先。
父亲在大门口点燃一把黄纸，再在第一把黄纸上铺开三四把黄纸。底下的黄纸火焰被压下去，只有浓烟从里面出来。还没完全烧完的黄纸，被燃烧的热气冲起来，飘飘摇摇，落进大厅，落到院子里，落到院墙外的柏油马路上。
父亲抽出6支香，在黄纸堆的火苗上点着，走进大厅。父亲的父亲和父亲的母亲的牌位，在条案上摆着。父亲各点3支，拜了三拜，就算结束了仪式。
关于这两位老人，边杰没有印象。往年，也只在清明的时候，边杰才会想起他们。每年清明，村里每家每户都会上山扫墓。坟山就在村后头，连着后村的几亩地。每次上山，父亲在前面领路，边杰在后面跟着。两个人在田间走过，扒开杂草丛，钻进细细密密的竹林里面。烧纸、上香、放爆竹，祭拜、下山、种庄稼。这时候的父亲，比平时更少言寡语些。可能父亲想对他们说的话，都种在了庄稼里，在祭祖的时候才会无话可说。
到了中午，边文、边武驱车赶到，带着大嫂、二嫂，还有边文的儿子边铭和边武的女儿边筱。小一辈的名字总是更愿意找一些生僻字，至于他们是不是更难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则不在起名的考虑范围内。
哥哥们、嫂子们打过招呼后，就去收拾屋子了。边杰帮着他们带孩子，领边铭和边筱出门看看。
“小铭和小筱都读几年级了呀？”
“叔叔，我上三年级啦，小筱读二年级呢！”边铭不怕生，用普通话，脆脆地回答。
“我明年就上三年级了！”边筱带着不服气的语气说。
农村，是方言的自留地。在城市长大的孩子，自然也就不会说几句家乡话。
“那都是大孩子了呢。叔叔带你们去石桥那边玩怎么样？”
“好啊！好啊！谢谢叔叔。”边铭就拉着边杰出发了。
边杰愣了一下。“谢谢”，真是熟悉又陌生的词。
石桥本地话里没有“谢谢”，只有“难为”。村里面乡里乡亲，谁有困难都会捎带手帮衬点。也只有遇上过不去的坎的时候，才会上门求人。被求的人抹不开面子，一般也都会能帮一点是一点。求人的人会千恩万谢，一句又一句地重复着“真是难为你了”，以示对方的大度和自己的歉意。
在边杰印象中，父亲鲜少说“难为”这个词。就算有一年村里发大水，淹了家里好几亩地，一家人也是紧巴着熬了过去。唯一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在边杰高一时体检查出了肺结核。父亲知道消息后，一晚上没说话，第二天带着边杰，拎着东西就去村主任家里了。后来，在村主任的介绍下，边杰看了当地最好的医生，病也就慢慢好了。边杰也在父亲的低声下气中，懂得了“难为”这个词的重量。
石桥是很早就有的，村子也因石桥而得名。然而自从修好了大路，渐渐没那么多人走石桥了。不过，要下田地，还是要走石桥。
村里的田，都在石桥那头。
到了石桥，边杰就在桥边蹲着，看着边铭和边筱在田里面撒欢。没下过田的孩子，对田野充满了美好的想象。两个小孩在田地里，东踩踩西拔拔，享受着没有父母管束的时光。
边杰就在桥边看着他们玩，待到石桥下的小河被远远的太阳烘成暖暖的橘黄色，就喊着他们赶紧回屋了。
除夕晚上的菜，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碗又一碗、一碟又一碟的菜往桌上端。红烧肉、清蒸鱼、白切鸡、松花鸭、烤羊腿……边铭和边筱没感觉这顿饭有什么特殊，吃了几口，就钻进一楼卧室看电视去了。
饭桌上，边文、边武和父亲热络地聊着。从亲戚往来讲到国家大事，从谁家孩子今年考上了大学说到谁家老人今年又去世了。边杰插不进话，也不想聊，吃了两口饭，也就借着帮忙照顾孩子的由头，进了卧室。
卧室里，两个孩子捧着碗，在看动画片。边杰坐在凳子上，心不在焉地看着动画片，过了一会儿，又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着，最后还是坐了下来，耷拉着脑袋，像是一只泄气的皮球，又像是一个放弃抵抗的犯人。
大厅里吃到尾声了，父亲打头，边文、边武跟着进到卧室。边杰浑身紧绷了起来。
父亲从口袋里摸出一沓钞票，带着皱痕。他解开绑着的皮筋，从里面抽出3张来。
“小铭、小筱，来拿压岁钱了。”父亲操着家乡话，摇着两张红色钞票说。
“谢谢爷爷，爷爷新年快乐！”边筱抢声喊着。
“谢谢爷爷，祝爷爷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边铭慢一些，也多说了一段。
他把钱放到两个孩子手上，一人一张，两个孩子再谢了一遍，举着钞票向各自的母亲炫耀去了。
父亲转向边杰，又看了其他两个儿子一眼。从那一沓钞票里面又抽出两张，一共3张放在边杰手里。边杰看了父亲一眼，又低头转向地面，把钱抓在手心，把手垂在脚边。
父亲等了一会儿，见边文、边武没有动作，长叹了口气，转过身。
边文、边武掏出钱包，拿出刚从银行取出的新钞，各自数了一沓给父亲。
“爸，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完成了仪式，没有多余的寒暄，他们也就出了房门。
边杰松了一口气，把钱放进口袋。快步上楼，回到房间。
路灯渐次关了，一楼还在播着春晚。边杰躺在床上，没有睡觉。
不同于手机里面的转账，那3张红色的钞票，那么分明地放在他的手上，像是某种未成年的证明。边杰接下它们，带着某种屈从的意味。
“阿杰。”父亲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边杰直起上身，看着门口。
父亲走进来，从口袋拿出一沓钞票，放在边杰的床上。
崭新的红色钞票，在吊灯的映射下闪着光，散发出一股油墨味。
边杰看着床上的钞票，又看向父亲。
他张着嘴。
他不说话。
窗外，烟花声响起。
新的一年到了。
余修杰（27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