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整整15年后,我才意识到诗人汪国真曾深刻地影响过自己。而这,还是经另一位诗人西川所启发。
那是2008年深秋,前去采访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国际论坛,主题之一是“反思二十世纪中国”。 论坛其中一个单元是放映和研讨电影导演贾樟柯的新作《二十四城记》。
午餐时,我凑巧与西川同桌。自助晚餐上再次碰面时,我们便站着多聊了几句。时逢改革开放30周年,到处都在回顾历史。面对诗人,我习惯性地问起诗歌在过去30年中的作用。西川的回答,令我有些吃惊。
他说,诗歌过去30年最大的贡献,是把中国人从陈旧的说话方式中解救了出来,尤其是朦胧诗,让人们意识到除了语录式、口号式、阶级斗争式的教条话语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说话方式,“看不看得懂不重要,重要的是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进入放映室后,盯着眼前忽明忽暗闪烁不定的银幕,我不时自问:当年是谁把自己“解救”了出来?
脑海里闪现过好几个名字,但最终定格在了最早出现的“汪国真”三个字上。
正是为了练字,我才在上世纪90年代初知道了他。上初中时作为班里写字好的学生之一,我时常需要在宣传委员指挥下出黑板报。此前的若干年里,我唯一的字帖就是语文教科书,模仿上面印刷的楷体字。
直到硬笔书法风行全国,一本抄写汪国真诗作的字帖在班里出现,我这个乡村少年才明白,人类可以写出楷书、行书和隶书等不同的字体。
那时,“四大天王”刚刚被命名,他们的歌声席卷县城、小镇的大小卡带收录机。学校的广播里,则经常放吕方的《弯弯的月亮》和毛宁的《涛声依旧》,还有那个白皙微胖的广播员的最爱——《好人一生平安》。
我们这些在江边长大的少年,经常在渔船、沙船和客船上晃荡。相比字帖里的诗,懵懵懂懂觉得那唱月亮和涛声的歌,更像在唱自己,离生活更近。
看字帖时,见识短浅的我们更关注字体,而非内容。对自己同样在言语上的贫瘠毫无察觉。写作文时,一提到春天,就想到课本上读过的燕子归来;一论及英雄,就是课本上讲过的勇救朝鲜落水儿童的罗盛教、堵机枪眼的黄继光或是火都烧不动的邱少云。
课本上这些一本正经的文字,加上乡亲们口中随时随地爆出的粗话和俚语,用来表达我们的想法和情绪,足矣。
无奈青春期还是悄无声息地逼近了,荷尔蒙的分泌,让我们翻遍语文教材上所有总结出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也找不到一个形容内心不安与躁动的字句。
再回头看字帖时,却有了意外的惊喜。在汪国真的诗句里,那种在胸中左冲右突暧昧不明的情感,似乎可以寻找共鸣,肆意流窜。它就像唱月亮与渔火的歌声一样,离自己好近。而对语文教科书的疏离感,也自此始。
那年冬天,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后,我从借来的字帖里抄了一首汪国真的诗,送给了暗恋的女生,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被拒。从此,汪国真的诗成为如伤痕般的记忆。
高中读了理科,大学念了工科。汪国真的诗也如同那个年代,在市场经济的波涛汹涌后归于沉寂,在我个人的记忆里也渐渐模糊,有关的细节大多已遗忘。
直至西川指出诗歌的力量所在,我才意识到,是汪国真在无形中把自己从语言“牢笼”中解救了出来。无论是练字还是写作,那本抄写汪国真诗歌的字帖,都把一个困在教科书里的乡村少年的目光,引向了另一条路。在这条路上,它虽然不能提供更丰富绚丽的风景,却让人意识到了其他的可能性。
与很多人不同,我至今对童年美味最深刻的记忆,不是奶奶生前做的油炸饼,也不是妈妈常做的各种鱼,而是小学六年级时去镇上听完模范师生报告会后,买的一包方便面。那场报告会谁在作报告、报告了什么,不曾留下丝毫的记忆。倒是那包方便面,至今想来仍令人满口生津,那是跟此前吃过的所有农家饭,完全不同的味道。
也是在吃过那包方便面一两年后,我遇到了汪国真的诗歌。
2014年年初,作为评委应邀参加一评选活动,在长长的评委名单中,我看到了汪国真,在现场我们只有一桌之隔。 与会前,我曾跟邀请者打趣,“今天一定要和当年的偶像合个影”。会后,对方问,“合影了吗?”“没有。”“为什么?”“还是不破坏当年的那种感觉了吧。”
而在看完电影《二十四城记》当晚,我曾揶揄导演将摄像机变成了“照相机加录音笔”,但随后又删去了这些言论。 因为我意识到,这种观影经验虽不同于以往,但为什么不能视为导演在探讨影像表达的另一种可能性呢。
就像当年汪国真的诗歌和那包方便面,虽然在经历了太多的尝试和成长后,时间已经将它们的味道冲淡,但他们终归让我们意识到了语言和生活的另一面。
遗憾的是,被西川和我们视为“牢笼”的那些具有时代烙印的语言,如今不时有沉渣泛起。而更遗憾的是,在网上翻遍汪国真当年的诗歌,我已认不出当年送给女同学的是哪首。或许在那个假货刚开始横行的年代,那本字帖所抄的那首诗,本就不是汪国真所作。
但这并不妨碍我在20年多后感念他,是他和那个市场经济开始唱主调的年代,阻止了一个无知少年在教科书里画地为牢,然后学会心平气和地接受各种可能性,在“离经叛道”的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