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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当时有一句话是这样评论导游的——导游就是中国式的微笑。因为当时国家不允许其他人办旅行社，所以只有中国国际旅行社、中国旅行社和中国青年旅行社这三家。大家觉得跟外宾接触，体现的是中国的形象，代表的是国家的荣誉，那种职业荣誉感特别强，导游这个职业在社会上的认知度也很好。”刘栋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从事导游工作，虽然已经转行多年，但当年导游工作的紧张辛苦、荣誉收获今天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由于当时对外开放的工作还没有全面展开，国家对于外国来华人员的监管力度很严，不仅限制来北京游玩的人员，还限制他们可以去的地方。“那时候有些客人告诉我们，申请中国签证得过七八个月才能拿到。而且来到中国的外宾也不能随便去游玩，我记得当时北京有一些地方还竖着牌子：外国人不准进入。基于这样的原因，旅游团每次都只能带着客人到规定的地点去。”刘栋说。
入行门槛高 管理严
由于监控设备不齐全，使得检查核实外来游客身份的重担压在了旅行社身上，那时的中国国际旅游社并不仅仅是一家旅行社，甚至要担负起把控国家安全大门的部分职责。对于直接与外宾接触的旅行社及其工作人员，国家也有很高的要求。
当时的旅行社只是负责接待外宾，属于外事工作范畴，所以旅行社的职员在政治思想、外语以及业务方面必须过硬。刘栋告诉记者，在当时大学本科学历人才资源奇缺的情况下，很多大学毕业生都自愿到旅行社工作，但是，即便这样也不能满足需求，于是旅行社面对社会进行了招募。“选人过程十分严格，单政审就会筛掉一大批人。而且，进了单位也不一定能直接带团，还要进行一系列内部技术培训、思想教育等。”他说。
“周总理有一句名言：外事无小事。那个年代，旅行社因为是接待外宾的，也隶属于外事工作范畴。当时外事工作对人员的要求十分严格，教育也抓得很严。”刘栋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甚至还接受过“防间反特”的培训，经常有专家来上课告诉导游什么样的人需要注意等。
“我当时还被‘回炉’到二外去学习。讲课的民俗专家讲授很多民俗的技巧和知识，比如传统的涮羊肉，一只羊出多少肉；一只烤鸭切多少片才能做到片片有皮片片有肉；什么样儿的是闷炉烤鸭，什么样儿的是挂炉烤鸭……讲得非常详细。我们也很认真地听，就怕有的客人问到时说不出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老师的讲解就能解决，比如故宫、雍和宫等文化历史背景比较深厚的景点就很难说清楚，而且当时社会的信息量很少，没有互联网，很多资料在图书馆也很难查到，只能靠导游自己去学习，和向前辈们请教。”刘栋说。
硬件不够 软件补
硬件设施条件的限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旅游市场的发展，但是那个年代的旅游业质量却得到了许多游客的好评，太多来访的外国游客在回国后给旅行社寄回感谢卡和照片。
“当时中国旅游业的硬件条件确实很差，你无法想象日本团的客人围成一圈在长城跳舞的景象吧？其实那是因为中间的人找不到卫生间，只能让同伴当掩护，就地解决了！”刘栋说。
当时中国的航空硬件条件也不是很好，“记得有一次我带团从西安飞重庆，坐的是英国的肖特飞机，我们一团人到了飞机旁边，上边有人扔一个软梯来，我带着客人爬进去之后，发现飞机四面八方都漏风，乘务员解释因为飞机太老了。其实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在回忆起这些往事的时候，刘栋脸上一直挂着笑，“那时候旅行社的服务质量都是靠工作人员的个人魅力拉上去的，不管是导游还是司机，都处处谨小慎微，工作兢兢业业。客人的行李没了，航班出现问题了，都是自己去协调解决。”
“我们科有两位同事，一位讲法语一位讲日语，他们不但外语口语好，更有惊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当时的飞机、火车一票难求，酒店很少。列车时刻表、飞机班次，甚至外地酒店的地址他们都能脱口而出。那时办公室没有电脑，他们的头脑简直就是电脑，用自己的娴熟专业知识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刘栋告诉记者。
“记得有一次客人把脚崴了，我们赶紧打了一辆车直接送到协和医院。当打电话请示谁付医药费的时候，旅行社负责的领导回答说，怎么能让客人付呢？当然是旅行社付啊！其实现在想想，客人付也是应该的。”刘栋说，那个时代的导游和司机都非常优秀，很多问题都是他们自己处理好的。有时候导游不在，有些很棒的司机师傅都可以客串给客人讲解。
工作强度大 收入高
刘栋记忆中，他做导游那些年，工作强度一直特别大，“一年四季都没有休息过，淡季的时候会稍微好点儿。当时国旅创新了机制，开始做小包价旅游，这就使得客人有了多样的选择，类似于现在的自助游。但是在当年那种政治社会环境下，这无疑又给旅行社增加了接待难度。公司规定，不管是什么人来，我们都要派出一个司机、一个翻译（那时候翻译就是导游）。就算只有一个客人来，也需要两个人全程随陪同。特别是对车辆和导游的要求更高，当时公司派给我们的司机师傅素质很高，不仅车技好，有很多人外语也很好，并有多人多年被评为劳动模范。有时候，客人想单独要一辆车和一位导游，而旅行社的人员又不是那么充足，于是工作人员连轴转，非常累。”刘栋说。而且因为外国游客很多都是自己来的，所以就必须很频繁地到机场去接人。他记忆中，在来往机场的公路上，看着两边的树，黄了又绿了，一年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一个外国旅游团到北京，最短也要待三个晚上，肯定要吃烤鸭，看文艺表演，这就得花两个晚上，翻译和导游都得全程陪同。所以，基本上接一个团导游就没有时间回家了。“但那时北京市旅游局和国旅还比较关心职工，会在酒店给导游租房间，实在不行就在那儿休息。”刘栋说。
那时的导游收入很高，加上工资大概是每月100元左右，而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41.5元。但是，他们的工作强度以及辛苦程度却是很难计算的。
做导游很辛苦，但是当时刘栋觉得挺好的，“职业的归属感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单位的人，是国家的‘子弟兵’，说话办事不仅仅代表自己，一定要好好干，不能丢脸。而反观现在的导游行业，大部分的导游与旅行社都是雇佣关系，就像是‘雇佣军’，依靠的是钱钱关系。‘子弟兵’打仗豁得出去，但是‘雇佣军’不行，他们需要考虑自己的生活。”
刘栋认为现在的导游是在应付市场，但也不能怪导游个人，主要是大环境的问题，“社会还是太浮躁，要达到理想的状态，要培训人员，要供需平衡都是很系统的工程。”
背景资料
1949年10月7日，厦门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旅行社——国营华侨服务社，主要负责接待回国探亲走访甚至定居的大量海外华人、港澳台同胞和外籍华人。随后，泉州、深圳、汕头、拱北（广东省珠海市境内）、广州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华侨服务社，掀开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旅游业发展的序幕。
1954年4月15日，中国国际旅行社在北京、上海、西安、桂林等14个城市设立了分社，负责访华外宾的食、住、行、游等事务，这是新中国经营国际旅游业务的第一家全国性旅行社，也是国家外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期的导游称为“外事翻译导游”，一般是由国家外事或侨务部门的干部组成，以政治、外事接待服务为主，主要进行外语翻译、外事陪同、游览接待等工作。
1957年4月24日，各地的华侨服务社整合成为中国华侨旅行服务总社及其分社和支社，统一领导和协调全国华侨、港澳台同胞探亲旅游的接待工作，是国家统战和侨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社于1974年名字变更成为中国旅行社，形成了中旅系统。
1978年8月，旅游管理体制的改革正式启动，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改为由国务院直接领导，旅游总局作为行政机构，归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作为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
1985年1月31日，国务院批转国家旅游局《关于当前旅游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报告》，向各省（区、市）下放外联权的签证通知权，这一举动打破了旅行社行业央企垄断市场的格局。
1985年5月11日，国务院批准发布了《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它是旅游产业的第一部行业法规，不仅加大了对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的关注，使得国内旅游开始起步。还进一步放开外联权，在1987年一类旅行社已由3家增加到了17家。
（摘自《我国导游从业及薪酬、保障制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