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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出生的苏北县城里，立有一座高耸的烈士纪念塔。小时候的我，常常被爷爷牵着手，到那里走走看看。塔身上陈毅元帅题写的塔名——“宿北大战革命烈士纪念塔”几个大字苍劲有力。
爷爷告诉我，那塔上有很多没有留下名字却不应该被忘记的人们。塔旁还有一个纪念馆，我知道，纪念馆的石碑上刻着爷爷父亲的名字，一位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爷爷在第一次把石碑上的名字指给我看后，第二次我便能迅速地找出来，指给爷爷看。而儿时便扎下根的那份无论对有名还是无名烈士的无比崇敬之情，一直保留至今。
父亲曾经做过乡镇的负责人。那是1992年的冬季，天寒地冻。一天清晨，正在上小学的我，被父亲吵醒了，他早早地起床，要去乡里迎接一位中央首长前来考察。这么冷的天，谁会一大早来这个穷乡僻壤呢？几天后，父亲拿来了记录首长考察的一沓照片。那是一位身着墨绿色棉服的领导同志，他身材清瘦、戴着眼镜；照片中的他时而俯身查看田里的麦苗，时而笑容可掬地握着农民的手，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温家宝总理来到了我们乡里……
两年前的冬天，我在电视上又看到了他，令我感觉似曾相识的，是他身上那件似乎在哪里见过的棉服吧！我想起来了，飞快地翻出父亲的那一沓老照片，与电视截图做了仔细对比。没错！还是十几年前那件墨绿色的棉服！虽然有些陈旧褪色，但在如今穿在总理的身上还是那么干净合体。这么多年来，那件棉服一直温暖着总理，如今，它更温暖了百姓的心！
父亲有两个弟弟，都是种田的农民。父亲在乡里任职时，三叔经常找父亲想谋个职位，但每次都被劝了回去。而二叔从来不找父亲，总是自己种粮食、卖粮食。家人都说，二叔是最能吃苦的。我的脑海里直到现在还存有他和二婶骑着老式自行车，车的后座上驮着满满四麻袋粮食，到处奔波叫卖的样子。白天黑夜、日复一日，不知他在坑洼不平的乡间小路上摔过多少次跟头，但他从未放弃。慢慢的，二叔的生活竟然好了起来，他办起了一个粮食加工厂。乡里的很多残疾人没有收入来源，于是他的工厂也招收残疾人，工作时对残疾人多加照顾，待遇上按照正常人标准。遇到特别困难的，二叔就掏出钱来直接资助。别人说他开的不是工厂而是福利院，他的生意却越做越红火，招收的残疾人也越来越多，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好人”。
我一直认为，二叔的人生轨迹和我有重合之处。在我2000年考到北京读大学时，二叔得益于优秀民营企业家可以入党的政策，在老家加入了他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而在我2003年入党时，二叔已经作为我们市的两位全国人大代表之一，也来到了北京。佩戴着红色的代表证，他深情地说，“没有党的好政策就没有我的今天”。
世界归根结底属于年轻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80后”也开始书写自己不同的人生。
和我同年入党的一位“80后”同学，放弃了城市中的优裕生活，研究生毕业后到河南兰考做了“村官”。他与农民兄弟吃住劳动在一起，向群众普及知识，拿出微薄工资帮助困难家庭，筹集资金铺路打井，兴建村办企业，带动了群众共同致富。他也由此获得了“全国十佳村官”的荣誉称号，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骄傲和表率。
最近，一位同样是“80后”的同事要把两卷本的党史第二卷寄给远在甘肃的老爸——“我没时间看了，老爸才爱看这个。”他说。这让人体会到的是代际之间的变化——别让时代冲淡了理想，要让信念历久弥坚，我不由得在纸上写下了这句话。
钱谱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