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三个名字

    一

    我爷爷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却居然有三个名字。

    爷爷出生在清朝垮台的前一年，当时，列强横行、兵荒马乱。因此，家里给他取名“廷浚”，意思是盼望朝廷能疏浚世道。后来，在山东老家实在活不下去了，祖爷爷只好泣别黄河，扁担一头筐里挑着全部家当，另一头筐里挑着年幼的爷爷，闯关东。

    爷爷成年后，在奉天监狱谋得了一份养家糊口的差事。谁料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杀进沈阳。面临屈辱偷生的亡国奴遭遇，在伪满洲国居民重新登记注册时，宋廷浚愤然改名叫：宋思禹。

    可是，那时伪满洲国的汉奸们卑躬屈膝，国民党政府只知天天打内战。东北百姓思念的“大禹”，又在哪里呢？

    1933年，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爷爷宋思禹认识了他……

    二

    曾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奉天特委书记、沈阳市委书记的杨一辰，在伪满洲国领导东北地下抗日活动时，因叛徒出卖，被日伪当局判处重刑，锒铛入狱。

    当时，狱外的同志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但由于敌人看守严密，却无法实施营救。

    我的爷爷宋思禹一拿起筷子，就想起杨一辰。原来狱中的杨一辰暗下决心，以死抗争。一天，他趁看守不备，尽量将双手抬到最高处，将一根筷子插入墙缝，然后用自己的耳朵眼儿对着筷子猛力撞去，试图穿脑自尽。由于镣铐羁绊，筷子角度太低，脆弱的木筷只是杵断后豁伤了他的耳朵。当得知杨一辰用筷子自杀的细节，爷爷被这绝无仅有的创举震撼不已。

    爷爷那时在监狱教少年犯文化课，过去，他视政治犯如瘟疫，生怕避之不及，祸及其身。现在，他开始对共产党人敬佩。他觉得共产党前仆后继来东北组织抗日，像鲁迅的那句诗：“我以我血荐轩辕”。

    1936年，日本宪兵队逼迫杨一辰去辨识被捕的抗日志士，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杨一辰把镪水泼到自己脸上，有意造成失明。看到杨一辰血肉模糊的脸，爷爷泪如泉涌。在监狱和杨一辰的相识相知，已经过去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了。他们的感情与日俱增。爷爷萌发了一个胆大包天的想法：一定要营救杨一辰出狱！

    奉天监狱是满清时兴建的，防范措施十分完善。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下，如果没有相关证件，更是寸步难以靠近。两年后，爷爷升迁到教诲科科长一职，取得了可以假释政治犯的部分权利。他积极为共产党的政治犯早日逃脱牢狱而努力。杨坚白（原国家计委世界经济局副局长、著名经济学家）、牛平甫（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都先后提前获释，而杨一辰却始终无法获得自由。

    爷爷利用“病危并且有传染性的犯人可以假释出狱”的条例，故意把杨一辰的材料混在众多释放的刑事犯材料当中。在当时涉嫌赤化都将格杀勿论的白色恐怖中，找不到人为杨一辰在假释书上担保，爷爷——一个有伪满洲国良民证却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毅然在担保人一栏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宋思禹，并按上了指印……

    当日本鬼子得知杨一辰被放走，暴跳如雷地把军刀架到了宋思禹的脖子上，如果不是有同事巧妙周旋，宋思禹将命丧九泉。

    三

    重新回到革命队伍的杨一辰，常常讲起我的爷爷宋思禹：一个普通百姓，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年幼儿女，甘冒生命危险，为我担保。图的什么？他用亲身经历指明了为什么革命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解放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爷爷，与患难之交、已担任第二商业部部长的杨一辰重逢。杨部长问爷爷有何要求，爷爷希望能走进校园。当爷爷填写教师登记表时，他想起了当年在奉天监狱临别时，杨一辰的一段话：“人有五个层次：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公私兼顾，自私自利，损公肥私。你将来就叫‘宋大公’吧！”于是，爷爷写下了自己的新名字——宋大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