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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这名民间艺人一直在义务“说唱普法”。从壮年到老年，头发白了，腰弯了，牙松了，中气也不如以前足了，可他还在这么做。别人家盖起漂亮的小洋楼，他还住着30多年前的土房子，他一点也不在乎，仍然在义务地普法。
这个老头儿只读过两年小学，写不了几个字，可他硬是编了60多本“普法故事”。这些故事就在嘴边，一张嘴就能溜出来。
原先他也不懂法律。他就买上法律书，东问问西打听，硬是把那些生硬的法律条文讲得通俗易懂、头头是道。
整个区600多所学校，他骑着那辆老式的28自行车，硬是跑了个遍。这还不算完。这个地方讲完了，过几年他再去。30年，他前前后后讲了7000多场，一年要讲200多场，一个月要讲20场。
这样讲着讲着，讲得自己的脸就成了“名片”。方圆上百里，走到哪儿都有人认出他。小孩恭恭敬敬地喊他“潘爷爷”，老师客客气气地叫他“潘老师”。公共汽车售票员，见他上车，会少收他的车票钱。就连电信局的人，也不催缴他的电话费。
讲着讲着，他就讲出了名气。这个请，那个约。最后还走到了几百公里外的省会城市，甚至跨了省。听过他课的人，有的成了大款，有的当了官，有的也没成器，可他还是骑着那辆老式自行车，住着那3间土房子。
要是听说有人违法犯罪了。他脑门一皱，脖子一翘，一拍大腿就说唱出来：“哎哟哟，那不成呀，我没讲好。”
乡里乡亲的，为鸡毛蒜皮的事吵起来，这个老头儿不请自来。他拉这个一把，拽那个一下：“来来来，我给你们讲一讲。”那个说唱调一飘出来，吵架的也不好意思吵了。
他还经常在村里讲法，常常有一些男女老少搬着小板凳来捧场。有时他讲完，大伙儿还不过瘾，有人喊“再来一段”。老头儿倒也不谦虚，手一扬，眼睛一瞪，就吧嗒吧嗒开讲了。
这个老头儿名叫潘恒球，68岁，江苏淮安楚州区人，和周总理一个故乡。16岁拜师学艺，18岁出道。学的是“淮书说唱”。一个人，一个小鼓，三本古书，说唱得“刚火强、劲头足，满台生风”。
生意自然不会差。这家还没说完，那家就已经等上了。红白喜事，生子乔迁，请他说唱一场也是很风光的事。他也常去茶社说书。一场下来，一家人吃几天应该没问题。那时，他的收入算是村里较高的。
说了10多年古书，潘恒球突然不干了。
1978年冬天，他碰到一个公安人员押着两个少年。一问，才知道两个少年因赌而行窃。“哎哟哟，这怎么能行？”一路上，他就想着，该怎么才能让这些孩子避免违法犯罪。想来想去，他就想到老本行，不说古书，普法吧。
念头一来，谁也挡不住。他把老师请过来，他说老师写。不懂的就去城里问检察院的熟人。天蒙蒙亮他就出发，骑两小时，正好赶上熟人上班。问完了，再骑两个小时回去。弄了4个月，硬是弄了一部《走向社会》出来。
1981年第一场，他选在楚州最北边一个中学。骑上半天自行车，走了100多里路，他找到校长。校长说约个时间试试吧。他又骑半天车回去。约定时间到了，他又骑半天车赶到那里。
一讲俩小时，台下“掌声不绝”。校长给他10元钱，他推辞不掉，收了一半。
头一炮不差，他就一路向南扫，搞了个“从农村包围城市”。两年下来，他把楚州的学校“扫荡”了个底朝天。每讲一场，校长也会给他十块八块的，能推掉的他就推掉了。一圈过后，他又再次“扫荡”。几十年过去了，学生的孩子都来听他讲了，他还是没讲够。
古书不说了，他不赚钱了。妻子不乐意，就和他闹。他就来一句：“哎哟哟，你听我说。”然后他就一阵说唱，讲一番大道理。妻子也懒得听。后来妻子看他名气大了，自己脸上也有光，就不再闹了。她管不了丈夫，就自己干点裁缝活儿，补贴点家用。
两个孩子都在外打工。这让倔老头儿过意不去。“要是我好好挣钱，供他们上学就好了。”
本报记者 郭建光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