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那年,我毫无悬念地高考落榜。
我的考分少得可怜,不过我却很不以为然,丝毫没有觉得人生就此黯淡。只是父亲整日忧心重重,茶饭不思。
当其他同学手捧录取通知书欢天喜地庆祝的时候,父亲带我去了趟省城的大医院,因为我一直觉得头疼。
诊断结果是抑郁性精神障碍症。
病名很唬人,可我自己明白,我没病。或者说我的病只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高中这三年,是我极不安分的三年——
这三年我喜欢上了看电影,也爱上听越剧,还试着写小说。
这三年我学会了逃课,很少去上早自习,也敢跟数学老师对骂,然后摔门而去。
这三年我坚持画画,开始跟女生交往,晚上也翻学校的围墙去外面上网,虽然我不玩游戏,但第二天照样趴在课桌上睡觉。
总之,我是周围人眼中的另类,饱受老师的冷眼,同学的不屑。而我却不思悔改,依旧如故。
我的花销也大了,是其他同学花销的两三倍之多。与我的出手阔绰相反,父亲在给我这些费用时却显得抠抠唆唆。
他是个农民,没有上过大学,先前在一家工厂做过厨子,后来阴差阳错回到村里当了村长。我对他没有多好的印象,这是一个不成功的男人,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魄力。还好他话不多,不会整天烦我。
大概是叛逆期,我对自己的出身不满,对所处的环境不满,我时常愤怒,却又无处发泄,而沉默寡言的父亲成了我的出气筒。我把所有的气撒在了他的身上。
对于我的许多变化,这个正当壮年的男人始终沉默,最多也是摇头叹息,但他的这种状态使我更为愤怒,更加口不择言。
我的成绩越来越差,当时一个班有60多人,我的成绩一直排在30名以外。那是一所农村中学,如果不在班上排进前几名的话,是上不了本科的;至于我这种30名开外的水平,连上省内的专科都难。
高考落榜,实在是意料之中的事。
那年的七月末,在父亲的一再坚持下,我回去复读了。我百般无奈,但也想不出除了复读外我还能做什么。
复读一个星期后的一个中午,父亲来看我,抱了一套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高考参考书,我清楚地记得那套参考书上写着“北京四中”的字样。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算是生日礼物吧。”我苦笑,也只有他记得我生日了。
父亲走后,我在其中的一本参考书里翻出一张明信片,上面只是孤零零的一行字:“有所为,亦有所不为。”是父亲的笔迹。
那是一张印刷质量很差的明信片,正面是平遥古城的照片,大概是前一年,镇上组织各村干部去参观学习时,父亲带回来的。
我就呆呆地望着那张卡片,一个下午。
天黑的时候,我赶回了家,父亲惊愕地望着我,问怎么回来了?我说,要钱。
我没有跟父亲说要钱干什么,他也没有多问。
第二天一早,我揣着父亲给的2000多元钱去了省城,然后找了家美术高考辅导班。
那张明信片,也就是我18岁生日时父亲给我的礼物,就这样陪着我从家乡走到了县城,又由县城到了省城,后来到了北京;陪着我复读,又参加高考,上大学,读研究生,到出版自己的小说。
我承认,到现在我还是很偏执,很顽固,做出的一些事情总是让周围人瞠目结舌,但父亲却从不发火。他永远那么支持我,因为他觉得我已经成年了,有足够的理智决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像给我的明信片上写的那样:“有所为,亦有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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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