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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从维熙把自己能想起来的上世纪50年代作家的名字，挨个敲进电脑，打算为他们排个队，然后从历史的角度严格筛选。
结果他无奈地发现，电脑屏幕上只剩下两个名字——沈从文和孙犁。只有他们“从人格到道义，从文学到生活，都是非常完美的”。
“此外有些作家也出了好多书，里面有一部分不能不说是政治产物，随着风气走，旗帜调转得很快。”7月12日，在三联书店举办的《布衣：我的父亲孙犁》出版座谈会上，作家出版社的这位前社长兼总编辑这样说道。
《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一书由孙犁的女儿孙晓玲著，书中是一系列她回忆父亲的文字，参加座谈会的则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等受过孙犁“恩泽”的文学后辈。他们大多念念不忘孙犁“特立独行的性格，自我放逐的生存方式，与热闹场绝缘的一意孤行”。
上世纪50年代，孙犁作为天津代表，参加在北京召开的批判作家丁玲的大会。在会上，他以有病为由保持沉默。在当时的情势下，这无疑需要胆识和勇气。“父亲平时看起来胆子很小，但在风口浪尖时却不出卖良心，决不为保全自身，对朋友落井下石，有自己做人的准则。”孙晓玲写道。
当年在延安时，毛泽东读了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荷花淀》后，在报纸边上写下，“这是一个有风格的作家”。解放后，人们才知道，除了作品“有风格”，在为人处世上，孙犁也有自己的风格。
1949年，进了城的孙犁开始主编《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他亲自坐着报社的大马车，把困顿在半路上的妻子和一双儿女接到天津。这件事至今为不少与会者津津乐道。而当年孙犁到北京参加文联大会时，受到大会主席的特别表扬，因为孙犁进城后不与农村的妻子离婚，成为作家中的模范。
后来，孙犁曾托《红旗谱》的作者梁斌等人为年近三十的孙晓玲介绍对象。有人介绍当时中央首长的亲戚，但孙犁听后没做考虑。只是告诉待嫁的女儿，他尤其不看重男方的经济实力，“穷不是缺点”。
对于权力和名利，孙犁似乎一向敬而远之。
孙晓玲回忆，好几次，北京文化界、戏剧界领导到天津，市里派车来接孙犁去见这些地位高、名声大的人，但孙犁都没去。时任天津市文教书记对孙犁说，“你这个人是当不了官的。”
天津市作协和文联都曾给孙犁留有位置，但他哪儿也不去，一直在《天津日报》工作，前后经历了十几位总编。孙犁曾告诉老友、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首任主席鲁藜，“我干不了这个（指天津市作协主席）。”
感佩于孙犁甘于淡泊、不追逐官场和文场，天津书画名家王学仲曾在一副对联里写道：“孙犁著作懒为官”。作家莫言也曾感慨道：“中国只有一个孙犁。他既是一个大儒，又是一位‘大隐’。按照孙犁的革命资历，他如果稍能入世一点，早就是个大文官了；不，他后半生偏偏远离官场，恪守文人的清高与清贫。这是文坛上的一声绝响，让我们后来人高山仰止。”
在孙犁的忘年交卫建民的记忆里，孙犁“不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不参加名目繁多的活动，不接受各类媒体特别是电视台的采访。”
1990年9月27日，77岁的孙犁特地写了一个“本室小启”，告诉前来的人们，自己“一、不接受采访；二、不接受摄影、录像；三、不谈小说改编”。老人还专门注明，“皆因身体关系，敬希谅察”。
孙晓玲曾亲眼看到，外地电视台一群小伙子，扛着摄像机到了家门口，手里还拿着父亲朋友的介绍信，但父亲还是坚持将他们打发走了。
“我女婿是搞摄影的，想给我拍些片子，我都不让，别人就更不行了。”老人这样告诉别人。
1951年冬天，孙犁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去苏联访问，倒是带回来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大都很小，他妻子看了半天后，对亲戚说，“人家照相都靠前站，他却总往后躲，找不着他。”
这个早逝的女人不知道，后来在现实中，她的丈夫其实也如此。孙犁曾写信给一位朋友“诉苦”——“陪着大人物坐在席上如坐针毡，实在难受，自己又不健谈，宛如呆鸡。”
孙犁作品《铁木前传》的插图作者张德育记得，“文革”后，天津市委在干部俱乐部开会，与会者都是社会各界名人和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孙犁到会场后，直接坐在了一个角落里，和张德育坐在一起。市领导看到孙犁后，都过来问候，他们分好几拨儿来请孙犁到前排就坐，但孙犁执意坐在原处。
在家里，女儿曾问他：“《荷花淀》是怎么写出来的呀？”
孙犁只是淡然回答：“那时候延安刚刚整完风，人们还不怎么写。再有，那个地方风沙很大，见不到这些东西（指淀水荷塘），所以就感觉好。”
在别人看来，通过《白洋淀》等作品，孙犁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留下了一段不寻常的足迹，孙犁自己却轻描淡写。女儿孙晓玲则留意到，父亲脸上当时看上去，就像一个受了表扬有些腼腆和不好意思的孩子。
不仅如此，他还告诉女儿，自己不同意“南有谁谁，北有谁谁”这种说法，也不愿意拿自己跟别人比，因为“没有可比性”。他更不同意别人说他是“荷花淀派”创始人。
对送上门的荣誉，他拒不接受。他经常收到一些入选各种“名人录”、“名人大辞典”的来函登记表，但从不予理会。晚年，很多人找他当顾问和名誉顾问，他则能推就推，只是在诗里自嘲，“小技雕虫似笛鸣，惭愧大锣大鼓声”。
有位青年作家则写诗形容这位文学前辈，“羞煞俗世营营辈，自榜大家自封王”。
孙犁自喻为自织罗网的蜘蛛，“面壁南窗，展吐余丝”，并在晚年自作的《无题》诗里写道：“不自修饰不自哀，不信人间有蓬莱。冷暖阴晴随日过，此生只待化尘埃。”
然而，这并不意味他只躺在自己罗织的那个小天地里，躲避世间风雨。
1954年，由两个“小人物”引发了全国开展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眼看学术问题向政治斗争演变，在与张德育聊到这一问题时，一直慢声细语的孙犁猛地一挥手，大声吼道：“打不倒！”
2009年，当孙晓玲拜访张德育时，老人还清楚地记得55年前孙犁“带着气愤的吼喊和猛挥胳膊的动作”。张德育告诉晚辈孙晓玲，“那个时候说这样的话是犯忌讳的，一般人回避尚且不及，只有有良心和良知的人才敢说出来！”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孙犁的愤怒一方面来自他对《红楼梦》的热爱，另一方面来自他对文学“艺术性”的深刻理解及实践。作家汪曾祺生前曾说，孙犁是少数几个懂得文学“艺术性”的作家中的一个。
孙犁生前也曾向一位同仁感慨，当文学上强调政治标准时，自己的作品“就不行了”，有时强调艺术，“情况就好一点”。
“一个人，应该有点卓然而立的精神。”诗人臧克家生前曾有这样的论断，他认为敢于抨击文坛不正之风的孙犁“就具有这种卓然而立的精神”。他曾当面告诉孙犁，“你是敢于直抒胸臆，顾忌较少的，这一点你走得比我还远一点。”
然而这种卓然而立，也经常让孙犁处于被批判的边缘。
“我们的一生，这样短暂，却充满了风雨、冰雹、雷电，经历了哀伤、凄楚、挣扎，看到了那么多的卑鄙、无耻和丑恶，这是一场无可奈何的人生大梦，它的觉醒，常常在瞑目临终之时。”孙犁在为老友邹明所写的文章《记邹明》里这样写道。
饱经风霜的孙犁，晚年有不少时间躺在病床上，但这并不影响他连续两届被推举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在女儿看来，这是党和人民给予一位布衣作家的崇高荣誉。
一生“懒为官”的孙犁，此时已躺在病床上昏昏沉沉。能得到这样的荣誉，他的儿女们最高兴，毕竟这些荣誉对孙犁的治疗有帮助。不仅市长派人送来了鲜花，2001年8月，医院告诉孙犁，他在这里“按副市级待遇了”。
这些待遇，最终未能挽留住这位“耿直，讲真话，有文采”的作家。孙犁在2002年7月11日离世。在快要去世前，他告诉女儿，“我写文章得罪了不少人，又不去参加朋友的追悼会，我死了以后来的人不会多，到时候你们不要难过。”
这也是作家孙犁生前的最后一个错误判断。因为他去世后，不仅参加追悼会的人多，悼念文章也很多，而且持续有人写。在他去世9年后，得知孙晓玲要出《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一书，贾平凹二话没说，欣然提笔题写书名。
“孙犁很纯粹，不是受风风雨雨影响，东摇西晃跳摇摆舞的作家。”78岁的从维熙说，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年代的作家只有孙犁和沈从文能在历史里遥相呼应。
本报记者 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