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是一张照片让我感受到《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这本书的朴实和美好：杨宪益背对着镜头，左手拿着电话的听筒，膝上放着一沓打印纸，大概是在和人校稿，或是偶然接到友人电话？无从知晓。只是，很容易被画面右上角的一头鲸鱼吸引，自然是一幅涂鸦壁画，却那么灵动而有生气。本书的作者、杨宪益的外甥女赵蘅写下这样的照片说明：没有客人时，舅舅经常这样独坐着，对面窗外是外孙易安画的大鲸鱼。
看了这张照片，便觉得杨宪益仿佛从著名翻译家的“神坛”上，步履蹒跚地走下来了，他无需你仰视，你从他身边经过都不需刻意颔首。他只如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老人一般，在家里听听电话、会会客、读读书，亦或是同一只家猫各自安静地坐着。你只能感慨，一切静好。
无论如何，读赵蘅的《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都不会让人忽悲忽喜，它平淡地，以亲人抑或旁人的身份在细细描绘着杨宪益最后的人生时光。就像杨宪益对自己过往遭遇平淡视之一般，他甚至笑称，死后，把自己的骨灰丢进马桶冲掉就好。你看，往往经历过风浪的人，才能做到对自己都如此豁达，这样“看轻”自己的人，才能让别人“看重”。
杨宪益的故事有千般万种，然而离不开的只有两个核：妻子戴乃迭和翻译之路。
然而，杨宪益从事翻译工作仅仅是个巧合。就像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翻译家，现在也不想。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从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来，会选择研究中国古代史。”
1943年，经朋友卢冀野推荐，杨宪益夫妇来到由梁实秋负责的重庆编译馆。由于当时西方对中国史学经典知之甚少，梁实秋便请杨宪益夫妇翻译中国文学经典著作。而他们翻译的第一部著作便是《资治通鉴》，自此，二人的翻译生涯开始。
1952年调入新成立的北京外文出版社担任英译工作后，二人共同翻译出版了《楚辞》、《红楼梦》、《长生殿》、《儒林外史》、《鲁迅选集》等众多优秀作品。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红楼梦》，它在西方的影响力自不必说。
这对伉俪翻译《红楼梦》共用了两年时间，这期间，他们未能免受“文革”的牢狱之灾。比起多数人的愤懑，杨宪益显得洒脱无比，他说：“我比别的知识分子好，坐牢比他们还舒服……每天三顿饭，也不用工作，关起来，没有自由，在外面也没有自由。”
赵蘅在书中写道：“舅舅一而再地强调他没吃什么苦，他做的事没什么。”
其实，杨宪益也不是真如此“舒服”的，他说：“当然我家庭受了点影响，儿子神经病自杀了，跟乱搞运动有关系。”
杨宪益“轻描淡写”地把这灾难一句带过，可见他所该受的，他都自己受了，不愿在旁人的眼里放大自己的苦难。
此后的杨宪益夫妇便一直做着翻译工作。两个人，共同用一生坚持做一件事，确实不易。但他们夫妇二人在这期间还是克服种种障碍，坚持了下来。直至1999年，戴乃迭先杨宪益而去。
这是杨宪益最大的损失。他曾说他一生最重要的人就是戴乃迭。他们本来说好二人白头到老一块儿死，结果戴乃迭先走了。这成为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这是杨宪益为夫人写下的悼亡词，字里行间见情意之浓烈。
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独自过了十年，从赵蘅的书中不难发现，这最后的十年，杨宪益仍是在翻译工作和回忆戴乃迭中度过。
杨宪益依然会看书、校稿，会在家会友，讲述从前的故事，他还极为慷慨地将自己的书籍转送他人，书柜几乎被清空。这个慈眉善目的老人依然乐乐呵呵，让人觉得“在他面前说话，是可以放得开的”。这也是赵蘅在书中给舅舅描画的生活速写之一。
作者的最后一张速写，则定格在了杨宪益的遗容。
2009年，翻译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是翻译家个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奖项，杨宪益也是继季羡林之后，第二位获此奖的翻译家。然而就在当年，这位被翻译界誉为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的老人辞世。
“花丛中的老人穿着自己的一件旧西装，盖身的红缎子上什么都没有……在千余人的目送和一片抽泣声中，他衣冠楚楚地走了……”赵蘅这样描述舅舅最后的送别场面。
这位被认为几乎是“翻译了整个中国”的翻译家终去了。自他之后，几乎无人可以应承那“翻译了整个中国”的名号了。所幸还有这本做些小小怀念的书，让我们意识到这个时代曾有的大师在安然离去后，还未走得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