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两年 别样青春

    每年12月，都会有成千上万的适龄青年汇入人民军队的铁流。其中，大学生新兵所占的比例在逐年攀升。

    2001年，我国在90所试点高校首次进行在校生应征入伍工作。当年，北京有3所高校参与试点，当时规定，只有北京生源的男生可报名。那一年，北京市所有应征入伍的大学生士兵中只有一名本科生。

    2005年，全国在校大学生应征入伍工作全面启动。在北京，征集在校大学生入伍的高校范围扩大到72所，涵盖了北京市当时所有的全日制高校。2009年，13所在京民办高校首次被纳入征兵范围。就在这一年，有12万名大学生参军入伍。

    为何入军营？最初的梦想可曾实现？两年的军旅生涯收获如何？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电影学院、清华大学等首都院校的多名退伍大学生士兵。

    董斌：我就想当好一名士兵

    2009年9月，北京军区某集团军某师教导队的毕业典礼正在进行。

    “董斌！”一名瘦削的戴眼镜的列兵闻令昂首出列。“军事理论、战术动作第一名！总评第二名！”大队长朗声宣布。

    董斌是一名优秀的大学生士兵。在半年前预提班长集训的开训考核中，董斌在全部192名队员中名列第八——在这个全军王牌师，师教导队集结了全师军事素质过硬的骨干。这样的成绩，足以让老兵们对这个全师唯一的研究生士兵刮目相看。

    就在10个月前，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实验室里的中国人民大学化学系研究生董斌绝没想到自己会在军营里大展拳脚。

    2008年11月20日晚，人大物理系大四学生陈辉宗来到董斌的寝室：“师兄，今年就业形势不大好，我想当两年兵再找工作。”

    眼睛有300度近视的董斌闻听此言颇为诧异，他的经验是当兵“只要戴眼镜的就不要”。读本科时，他年年报名应征，年年被拒，直到读研一才“死了那个心”。而陈辉宗的眼镜片比他还厚，足有400度。“今年政策变了，近视也能报。”陈辉宗说。

    董、陈二人去报了名。13天后，入伍通知书发到了他俩手里。

    董斌成了人大第一个参军的在读研究生，“很想哭，真的哭了。对我而言，这不亚于第二次高考。”这个靠助学贷款上学的年轻人，靠发传单、做家教，一分一分地赚取生活费，“读书过两年还可以继续，当兵一生就这一次。而且保研后想帮家里减轻负担，3万元参军优抚金还可还清本科时22400元的贷款。” 

    “入伍前对自己没什么大期望，就想当好一名士兵。”但“人大兵”和“研究生”两个身份给董斌带来了关注度。“可以质疑我，但不能让人质疑人大，所以就不要命地想做到最好。”董斌说。新兵连里，三公里拉练他第一次就跑了全连第一；戴着眼镜，第一次打靶他就取得5发子弹49环的佳绩。

    这个比同年兵大四五岁的大龄士兵的训练成绩这么好“得益于阅兵”，董斌回忆起2005年他参加纪念首都高校军训20周年阅兵的往事，“全院就我一人报名。那是我第一次摸枪。”

    挎着56式半自动步枪，穿着雪白的水兵服，董斌是第一排面的基准兵。阅兵归来，他天天练体能，“把自己当准军人看待”。

    2009年12月，因表现出色，董斌被任命为“松骨峰英雄团”大学生士兵班的班长。

    2010年5月，提干的机会摆在了24岁的董斌面前。这个多少士兵梦寐以求的好机会却被董斌放弃了，如同当初放弃留在师教导队当教官一样。董斌的抉择让战友不解，他自己却异常清醒，“当士兵，研究生很独特，当干部就不见得了，毕竟我不是军事指挥专业出身，年龄方面也不占优势。”

    硕士毕业后出国读博，再回国进研究所或高校执教——这本是董斌以前的人生规划。“回头看，参军意味着我科研生涯的中断。”回人大后，董斌从化学系转到了法学院，“也许以后我会当警察。”他说。

    谭晓通：我与侦察连对上眼儿了

    “咱不缺胳膊不缺腿，国家需要我，为何不当？”人大国际政治专业大三学生谭晓通个子高挑，眼神里透着股聪明劲。“小学时赶上海湾战争的震荡，初中时赶上阿富汗战争。”这个铁杆军事迷看到轻武器的轮廓，就能辨别出其战技术性能，“从小到大，这十几年我就是咬着侦察口不放，表面上喜欢的是装备，其实迷的是特种部队的集体主义精神。”

    带着侦察兵梦想入伍的谭晓通却被分配到了通信连。通信连的隔壁就是警侦连，谭晓通与梦想近在咫尺。尽管在通信连屡获嘉奖，但他的心思还是在隔壁挥拳练格斗的侦察兵身上。

    2009年12月，当了一年通信兵后，谭晓通的军旅生涯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你被调往师侦察营杨子荣侦察连了。”原来，到部队采访的《战友报》记者知道他的愿望后，报告了师领导，师领导满足了谭晓通的愿望。“当时战友怨我傻，说这一去第一年就白干了。我自己也有顾虑，怕第二年拿不到优秀士兵就不能保研，更怕自己在侦察营得不到认可。”但最终，谭晓通还是追随自己的愿望去了。

    一到侦察连，谭晓通感到有了用武之地。针对某新型装备，在部队给生产厂家提出的58条改进意见中，谭晓通提的就占了50条。“我玩彩弹对抗时，自己配了一套海豹突击队的装备穿，对这种装备了如指掌。”得益于这些知识的积累，谭晓通很快用术语跟厂里的专家对上了话，而在场30多名骨干包括营长，没人能和专家沟通。“就我能把这和外军的同类型装备对比上。”谭晓通眼角一挑，满是得意。

    后来，营长指示，由谭晓通负责新型装备的教案，给全营骨干当教员，他还被推选到师教导队当了教员。

    当兵第二年就能当集训教员，还给师首长做演示，谭晓通算是“露脸”了。“我觉得，如果不去侦察连，我在部队的价值就无法体现。一句话，我与侦察连对上眼儿了。”

    加尔恒：我真的愿意当一辈子军人

    “我家在草原上，河对岸就是哈萨克斯坦，我家隔壁就是边防连队驻地。”中央民族大学哈萨克语言文学系学生加尔恒身高1.85米，高鼻梁，双眼皮。“2007年全校5人参军，我们系就占了3人，我报名回来才知道我上铺的同学也报了。”这两个从未见过海的牧民之子，双双从亚欧大陆的心脏来到了南海边。

    加尔恒家所在的村只有一户汉族家庭，“连这一家说的也是哈萨克语”。刚入伍时他普通话讲得磕磕巴巴的，“战友们听起来可费劲了，碰到我实在不会讲的，只好靠纸笔交流。”为了解决他的语言问题，战友们与他结成对子，轮番教他，如今，和记者聊天的加尔恒，普通话说得可流利了，“因为语言障碍，入伍前和其他民族同学交流觉得很累，回来以后特想多交各民族朋友。”

    “部队教会了我怎样与人打交道和管理团队。”退伍回校后，加尔恒被推选为系学生会主席。“当班长这个‘兵头将尾’，让我懂得要团结人。我们系是全校最小的系，却得了校运会的全校第二，靠的就是团结。”

    “我原来的人生规划是回家乡政府工作。”加尔恒谈起曾经的公务员梦，“现在，我毕业后还想去当兵，考武警边防。”言及此，他一字一顿地说，“我真的愿意当一辈子军人。”

    安娜：体验过，就值得了

    这是一条平淡无奇的三楼走廊，两侧的房间就是总装备部某卫星发射中心电视台的办公室和宿舍。2007年，人大信息学院大二学生安娜入伍来到这个电视台担任播音员。

    下二楼就要请假，所以安娜除了去食堂、澡堂，基本上一整天都在三楼度过，“养得特别白”。

    虽然自由受限，但时间是安娜自己的。某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台架之上，是无垠的蓝天，连绵的青山如黛。播完新闻后，安娜不时会爬上无人的天台，“看夕阳缓缓沉入山谷，看远处雪山的那一圈白头”。在慢下来的时光中，安娜体会到了自己心态的转变，“入伍后才记日记，开始更多地反思自我。”

    “我从小就想当小教员、小播音员、小记者，如今所有的梦想在部队都实现了，就好像一场穿越，想什么都能满足你。”安娜双手托着腮，瞄着天花板说。

    最难忘的是战友情

    2010年1月，大雪初化，黄土地上融化的雪水一洼洼。一列没有肩章帽徽的大学生新兵在泥地上进行匍匐前进训练，一个二道杠的上等兵爬在最前面，那是他们的班长董斌。

    董斌在泥水中朝一名身材有些胖的战士呼喊着。“那是张伟建，刚大一就入伍了，匍匐前进的速度明显慢一截，我一遍遍给他示范是为了给他打气：‘你不是一个人在爬。’”董斌说。

    爬到终点时，未及站起，张伟建已哭出声来，“他那是高兴呢，这一关他总算达标了。”其实，张伟建是被一遍遍带他爬的董斌感动哭的。匍匐前进是易受训练伤的课目，带刺的蒺藜会扎到手，零碎的石头硌得腹部难受，尽管隔着绒衣和作训服，董斌的肘、膝盖早已被磨得破皮，“血渗出来结成块，和绒衣粘在一起，脱衣服老疼了。”

    董斌退伍时，张伟建给他写了一封信，“班长，当兵遇到你，是我很幸运的事。”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谈及当兵两年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时，被访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战友情”。

    “战友情是在痛苦中建立起的感情。”安娜说。电视台只有两名义务兵，就是她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胡文婷，同住一间宿舍的她俩，即使争吵，也能很快和好。“营房不像学校宿舍，还可以拉帘子躲开。一桌吃饭，一个队列走，躲不开的朝夕相处。无法伪装，无法掩饰。”“战友之间的感情是最真挚的，我永远难忘。”安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