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控”们早晨起来刷微博时,常会看到朋友们转发一些名人名言,借以道“早安”,比如尼采所写的“许多真理都是以笑话的形式讲出来的”等,也不乏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的诗词。当大家陶醉在转载这些颇具文学气质的词句时,可曾发现,我们所做的只是二手工作——“转发”,而一手的创作却越来越少,更不要说是提笔作古诗了。
“80后”秦瞻在朋友中颇为“另类”,因为他是古体诗爱好者,常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写成诗,不是新诗,而是些讲究平声、仄声的古体诗。写作已近十年,起初他还将自己的诗作写在信中寄给友人。他很享受自己写下“独倚西楼,到黄昏,雪霰融消。忆游衢瞻灯,分曹射虎,今竟无聊。焰火碎燃夤夜,空馀响,璀璨心焦。叹冷月高远,寂寞一地白袍”等词句的感受,可如今,他也常常慨叹没有能在诗词上交流的知己好友:“浮躁之风盛行,每个人都看似很忙,写诗是会让人慢下来,但现在人人都在往前赶,没人想慢下来,也不常会好好体悟一下什么了。”
古体诗创作者似乎渐成小众,它果真要“失传”了吗?
近日,不少诗词创作者齐聚首届中国古体诗词创作学术论坛,为古体诗的发展建言献策。这些热爱诗词创作的诗人词人提出的第一个观点无不是:古体诗未亡。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古体诗创作确实一度呈现颓势。已88岁高龄的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屠岸提及那段历史,这样说道:“现在白话文一统天下,是‘五四’运动一手造成的。‘五四’以后,新诗呈现压倒的形势,一时间,古体诗销声匿迹。但是,如鲁迅、老舍、郭沫若等作家,无不爱写古体诗,或暗中执笔,或公开发表,他们写作的劲头很足。”
在屠岸看来,“文言文只是死了半壁江山,它还在诗歌领域存活着,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古体诗确实未亡,目前,全国各地民间的大小古体诗词社团近2000个,仅中华诗词学会全国总会会员就已达1.8万人,加上各省市县的分学会和诗社,会员数已破200万。公开出版和内部发行的有关古体诗词的刊物约有1000种,而诗词集每年出版近千部,与长篇小说年出版1300多部这一数字不相上下。这些数据很让不少诗词人宽心。各项“指标”似乎都在预示着,古体诗非但未亡,反倒盛行。其实不然。
在不少年轻人眼中,古体诗是个彻头彻尾的“老古董”,大家对它的熟知程度仅停留在语文课本中,更多人则表示,古诗并不好读,更难产生通感。
诗人王久辛这样评价当前的古体诗状况:“古体诗的创作和数量已进入大繁荣,却未能进入大发展。难言其硕果累枝,甚至可以说古体诗的枝头还没见有新长出来的花骨朵。”
“我们如今看的仍是古人的诗词,新的作品虽有,却没法和从前的比。”秦瞻想不起当今有什么了不得的古体诗创作者,他最近在读的是晚清文学家王闿运的词作。在他看来,现在许多诗人的作品,情感并不真挚,看起来很随意,不经推敲。
对此,诗人雷抒雁有番自己的见解:“古人作诗常三年两句,吟泪长流,推敲极费事。有人说古体诗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而现在常看到的是‘镣铐’,‘舞姿’很少。大家只套用古体诗的格式,写些口水诗,实在太随意。”雷抒雁提醒诗人:“古体诗的生命不在其形式,而在其情感。”
提起诗作中的情感,王久辛颇为感慨:“诗人聂绀弩的诗词,之所以令人仰慕,在我看来,是他遭遇无数挫折的丰富经历使然。他是‘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闭中西’,他把痛苦的遭际放入生命的体验中。而现在的创作者连作诗所要求的最低标准——‘实’和‘信’都做不到,还何谈感天动地?”
王久辛不客气地说:“如今诗词俗恶拜权之风横行,俯拾皆是,以当下的诗风、文风,我以为是不可能出现‘大气象’诗歌,更不可能出现‘大作为’的诗人。”
除了情感外,当下诗人的创作中还缺了一味料,即文化积累与沟通。不难发现,如今还坚持创作古体诗的多是两鬓已白的老人,写新诗的主力则是些年轻人。
“之所以缺少年轻人,是因为他们文化积累得不够。”原《诗刊》主编叶延滨指出:“新诗创作者应该多读写所谓‘老古董’的古体诗,学习民族认同、文化认同。”
当然,仍有人认为古体诗终究要被新诗取代,叶延滨对此很乐观,“在中国,艺术的各领域,许多形式都是并行的。有戏曲,也有歌剧。有中国画,也有西洋画。至于古体诗和新诗,虽同为中国的诗词形式,却互不可取代,仍可并行。”叶延滨举例说:“我们在牙牙学语时,母亲便开始讲唐诗宋词,因此,古体诗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基因。”
古体诗还能走多久仍不可知,但至少,还有年轻人愿意去了解、去写,哪怕写出来并不被人理解,也至少有所作为。秦瞻虽已工作,却还会去附近的大学里“蹭”课,继续研究古体诗创作,他说:“我把平时的感触深藏在诗中,用诗来记录我的生活,不为有多少人能看到。因为写诗其实是个很孤独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