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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写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还是写长篇小说《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等作品，作家严歌苓对自己的文字一直很较真。“在西方，写作有个要求，文字里的信息量要够，此外每句话的背后也得有意义。如果我的文字是这样的，就把它留在纸面上，含金量不够的语言就删掉。”她说。
经过两年的创作和几度删改，她终于完成了写作生涯中篇幅最长的作品——30余万字的小说《陆犯焉识》。
写这部作品并非严歌苓一时兴起。因为小说主角陆焉识的原型是严歌苓的祖父，而“陆焉识”这个人物形象已在严歌苓心中“生长”已久：“童年时，祖父的形象在我心中是神秘且伟大的。没有产生将他的故事写成小说的意愿前，我就情不自禁地想了解他。”
严歌苓从未见过祖父，这反倒让她觉得他更有“神秘感”：“正因如此，我的想象力才会飞翔，整天见的人可能不会激发我的好奇心。”严歌苓在美国留学期间，也恰好就读于祖父留学时的大学。
种种机缘巧合和铺垫，促成了严歌苓把祖父的故事写成小说的想法。照片中那位“形象很洋气”的祖父，最终进入孙女创作的故事中。这也是严歌苓第一次刻画一个精英人物。“没想到，它成为我的转型之作。”严歌苓笑着说。
为使作品更真实，“擅长调查”的严歌苓多次来到祖父曾生活过的城市上海和华盛顿，以及其下放时所在的青海地区。
最终一个带着祖父影子的陆焉识成形：这位本是上海大户人家少爷的年轻人，聪慧而倜傥，会多国语言。在美国华盛顿留学期间过了几年花花公子的自由生活，回国后又开始了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活。20世纪50年代，陆焉识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谙世事的张扬成为“反革命”。在历次运动中，其迂腐的书生气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为无期，在西北大荒草漠上整整改造了20年……
这部写个人史的小说，并没有以富家少爷陆焉识的美满生活为开端，而直接带读者领略一片草地的改变：据说那片大草地上的马群曾经是自由的。黄羊也是自由的……不过，那一天还是来了……来了一具具庞然大物。那时候这里的马、羊、狼还不知道这些大物叫做汽车。接着，大群的着衣冠的直立兽来了。
如此开头，严歌苓是在暗喻：“我认为自然界是平衡的，人和自然是个很大的政治舞台，它们相克相生。陆焉识被流放的地方，原是没有人的，因为一场政治运动这些人去了，打破了平衡，至今仍要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一次运动其实改变的不仅是人的生命，还有整个草地上的生命。”
在写作时，严歌苓想超越写人的层面，“有更大的野心”，有超过作品本身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孩子们，特别是长子，没有什么自由，陆焉识一辈子的挣扎和渴望都是围绕自由的。所以，这部作品可以诠释为主人公用一生领悟自由的意义。”严歌苓这样解释整部作品的含义。
通过写作这作品，她更了解祖父和自己：“我认认真真地读了祖父在经济学方面的论文，知道他当时那样忧国忧民，并企图为国家画一个蓝图。原来我并不是家族中第一个有‘忧’的人，祖父曾‘忧’过，我父亲他们那代人更是无可救药的忧国忧民的作家。”
在严歌苓看来，年轻作家比他们自由，因为可以更关注个人的成长经历：“但我们那代人的成长经历是跟整个民族的发展紧紧交融在一起的，择不出来。”
严歌苓12岁成为文艺兵，20岁时担任战地记者，经历过情窦初开，也见识过赤裸裸的生死。“小时候就失去家庭的呵护，走进一个集体，他们把我当成年人来要求，这就逼迫我要像成年人一样思考问题，面对很多情势。特别是母亲没有在身边给予教导，那对一个少年确实是很大的挑战。”如今回忆起来，严歌苓认为，那时，少男少女刚刚在一个集体共同生活，不可能不发生恋爱，不可能不产生错误。这些复杂的成长经历让严歌苓早熟且变得坚强：“很多时候生活是不会跟你商量的，它只把状况推到你面前，你没有权利选择，只能像军人一样去做。”
丰富的人生经历，后来让严歌苓的创作顺风顺水，一些评论家和读者对她的形容是“多产、高质”。
严歌苓喜欢写民族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探究个人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发生的变化。同时，她十分强调自己与人物的共感，将自己“掰成”不同的部分，给笔下的每个人物都安上一点自己的影子。她坦言，“任何一个男性人物或女性人物都有一点我自己，像《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甚至是《扶桑》中的恶霸。这是一个作家必要的素质，和任何人物都要有共感力，如果没有，那这个作家一辈子只能写一本书，即自己经历过的。”
随着创作越来越多，年岁渐长，严歌苓也在发生着变化：“年轻时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现在则希望自己写出对的感觉，并不断问自己，你真是这样想的吗？现在需要扪心自问，诚实地写作，而不是矫情地光展示漂亮的文字。”
真正让严歌苓产生想要创作“史诗性”小说的念头，是她随丈夫到非洲后：“我相信，在写第一句话时，已经给自己定了语调，一旦被打断，很难找回。过去总有许多事情会打断写作，很多次我都觉得找不回来，就放弃了创作史诗小说，但在非洲我有大块的时间，生活也比较清闲，人越来越实际，越来越看得开了。”
现在的严歌苓更愿意在作品中分享她直接感悟到的东西，把所有的经历和感悟放到了自己创造出的人物身上。“因为我还找不到其他可以体现我生命的形式。”她强调说。
本报记者 张黎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