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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和朋友讨论喜欢的著名文人，大概近现代的都没有几个。能逼着我把他著作找完看完的大陆作家，鲁迅算一个，沈从文算一个，胡适算一个……其他的，尤其还活着的，不好定论等着盖棺。我对文人喜欢得少，并不代表讨厌，只是各自胃口不同。或许偶尔看了一篇某著名文人写得比较破烂的文章，便降低了他在我心中的地位。
阎连科便是如此，十年前曾读过他一些短篇小说，觉得土里土气，对于我这个生长在农村向往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来说，生怕会加重自己身上的农民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错过了他的作品，包括《坚硬如水》、《最后一名女知青》等。直到有一天，朋友传给我一份电子书《为人民服务》，我匆匆一瞥，深深为其中的激情和愤怒所震撼。再一看作者，竟是阎连科，当时就想叫一句“好久不见”。
于是，我开始接二连三地找他的《受活》，还有总被人称道的散文《我与父辈》、小说《风雅颂》，才发现此时的阎连科更具备写作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远离农村身在城市感受双面生活的我，开始回忆和反思，曾经对农村的无比厌恶变成眷恋，对城市的无比羡慕变成逃离，而喜欢的文字，也随着时间的变迁在改变。
阎连科的文学随笔《发现小说》今年出版，从书中我才知道，他的新小说《四书》未能在大陆出版。接受采访时，阎连科曾说“我觉得写作是与读者在战斗”，在《发现小说》中，他又说“而我——这时候是写作的皇帝，而非笔墨的奴隶”。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挺有道理，畅销书作家把自己的王国拱手让给读者；而经典作家往往将自己的王国蔓延到所有读者的脑海。
所以，单就阎连科书中所谈的大部分作家的作品来说，他们都战胜了读者，成为读者心中的皇帝。譬如他开篇谈到的《鲁宾逊漂流记》，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小说，也算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在《控构真实》一文中，阎连科和奥兹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合约，作家和作者签订的合约，不过前者说的是人物，后者说的是开篇情节和场景。无论人物、事件或者时间，都是合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篇真正完美的小说，合约内容必定是严谨得毫不透风。《发现小说》的第一章，多讲述现实主义风格的历史脉络，这里也涉及同样是现实主义的小说家阎连科的影响脉络，他所讲述的真实的四种方式——控构真实、世相真实、生命真实和灵魂真实，构成了他自己写作的维度。而书中，也道出了他在现实主义写作道路上的感叹：“停滞源于控构与人格，源于权力之下积淀的自审心理，源于世相写作的稳妥与经典。”为什么至今我们再难以见到现实主义写作的经典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与作家的自我阉割和自我放弃有关。
《发现小说》全书有三分之二篇章在谈论“因果”，这个词来自佛家，因缘和果报，当然在小说中主要是指原因和结果以及相互关系。这本书里提到的“全因果”、“零因果”、“半因果”、“内因果”等词，无疑是新鲜的。这让我们理解卡夫卡、卡佛、马尔克斯等作家的作品时，又有了新的发现方式。原来卡夫卡的小说并非那么难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绝非全然魔幻。
“故事都是由因和果串联起来的。即使你已经想好一个很棒的结尾，但在故事中生怕立不住脚，所以还得做各种各样的伏笔和填补。这是为什么？皆缘于因果。”阎连科说。现实中不会发生的事情在小说中存在，并非代表小说全然无序，也许某个情节，它是充满因果的，如此一来，合理元素才会逐渐替代想象。所以，阎连科认为，作家头脑中的荒诞情节和荒诞现实，通过因果联系，可以变成小说中可信甚至让人深信的内容。
这与一向写作现实主义作品的阎连科绝然不同，他说自己是“现实主义的不孝之子”。从另一方面讲，其实也是他的一种突破。于是在《发现小说》的尾章，阎连科提出了“神实主义”——“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或许这样的作品下有着荒谬的一面，但荒谬背后有着精神的真实，内在的因果。它源于现实，却又不同于现实，但最后是对现实的映照甚至比现实更加现实。通过神实主义构造了新的现实，成为“对人和社会敢于真正叩问和怀疑的作品”。在这一章中，阎连科谈到了余华的《兄弟》、莫言的《酒国》以及其他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某些突兀的情节，往往令人记忆犹新，而这些突兀，都因为与现实不符却在小说中成为合乎因果的亮点。
我并非文学理论家，对阎连科所提及和创造的一些专有名词依然一知半解。更多的时候，我在试图发现《发现小说》中所提及的小说和小说家写作的秘密，那些故事背后的密码，那些不真实情节背后的真实存在，往往让人感叹当下多数小说的堕落。太多的作品停留在对现实世界的美好感知和想象中，于是现实的残酷一面被遮蔽。这些作品停留在自我的意淫中，而忽略了我们作为人的存在。所以，不少作家沦为了笔墨的奴隶，虽然在他们内心还穿着皇帝的新衣。
黑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