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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着自行车，走在北京的胡同，到平均海拔3836米的西藏日喀则，和小餐馆的夫妇、卖水果的大哥、藏族年轻人套瓷，闲聊，并用掌中宝记录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普通市民的生活，将其制作成名为《一种记录》的独立纪录片。这就是广告导演刘是2008年7月到8月的工作。经过两年的剪辑，这部不到一个小时的纪录片近日在北京猜火车文化沙龙进行了小范围放映。
“我最初的动机，是要记录一下当时那种特别的气氛。在非典时期，我忙于工作，没能记录，现在很后悔。”基于此，刘是开始拍摄《一种记录》。他走街串巷找“演员”，为不招致“麻烦”，手里的摄像机不断更换，越来越不专业，最终他选择了掌中宝。
刘是的镜头里有不同的人物：早起晨练的老大爷兴奋地给路人出题——离奥运开幕还有几天；广场上，脸上画着国旗、头系红缎带的年轻人兴奋地为中国呐喊助威……有因奥运感到兴奋的，也有为之烦恼的：卖水果的老四因限号不得不凌晨三四点出门进货；小餐馆夫妇因店里顾客少而烦恼不断。刘是没有放过这个城市的每一面。
在北京拍摄了开幕式后，刘是想在闭幕式时，去西藏感受一下。他将自行车托运在火车上，只身前往西藏。因在拉萨拍摄受阻，刘是骑行到日喀则。“我就住在藏民家，吃住一块儿，他们去哪儿我去哪儿，晚上休息钻到一堆羊毛下就可以度过。藏民觉得奥运会很遥远，他们还过着自己的生活，节奏很慢。”西藏的经历让刘是印象深刻。
尽管这段拍摄经历已过去3年多，刘是仍旧记得那些曾出现在他镜头中的普通人。他也承认这个纪录片是边缘的、非主流的、有视角偏差的，“但它毕竟是一种记录”。刘是相信：“在主流媒体的档案里，在国家影像档案里，应该没有我这个角度的记录。既然都是真实记录，就该多一种记录。”
刘是年轻时曾加入当时的地下艺术团体“无名画会”，而后又做过电影美术师，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从事广告行业，经历过时代的变迁，他却没有学会“沉默”，反而更想“发声”。
曾经，广告让他“上瘾”，如今他对广告的认定非常确定：“它是毒药，是毒害人灵魂的东西，我非常不满，但我以此为生，我也不干涉别人以此为生。但从去年起，我要求自己尽量不拍商业广告。”
不想为广告投入太多的刘是，在快该退休的年纪，想要转行拍电影。发生这样的转变是因为刘是一直在思考自己：“从前我一直在用批评的态度看社会，现在不同了，我觉得社会中批评的声音太多，不是我不敢骂，是因为骂太容易，甚至变成一种娱乐，对事情本身无补。我不想做这种无意义的事儿。”刘是想用电影去表达，在他看来，现在我们娱乐得没有灵魂，很无聊，他希望用自己的作品说话，因为“电影得有人文精神”。
为了采景，刘是走过很多地方，也曾被无数次震撼。有次在一个乡村，他就遇到了让自己感动的农民。“他皮肤黝黑，手很糙。我突然觉得，我爷爷的爷爷，我们每个人的祖辈不就是他吗？”刘是还专门带了两个年轻人又去探访了老人，“他们看了都傻了。”
在刘是看来，我们忽略的恰恰是生活本身，是我们的根。“我最关心的是在每一个时代中，人是怎样完成自己的一生？他的生命价值在哪儿？”刘是想用镜头去做“一种记录”：“我希望知行合一，说来俗，做起来挺难。”
本报记者 张黎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