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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是英文里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感受”。在美国社会学家泽鲁巴维尔那里，这个意象被详细地拆解了，他明确指出，这只庞大到令人不适的大象是指：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在著作《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的序言里，泽鲁巴维尔指出，书写和思考“沉默”这件事，是多么令人为难。他更深入地了解到，在希伯来文中，“沉默”和“无法动弹”即“瘫痪”的词根是同一个。
如此沉重的心情，源于沉默背后曲折的社会意涵。作者指出，沉默和安静不同，沉默指向压抑、社会性的合谋，譬如大多数对于少数派的威压、政治正确对于常识的忽略、歧视与偏见所引起的熟视无睹等等。最经典的房间里的“大象”，莫过于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装》、最振聋发聩的对于“大象”的指认，莫过于1963年4月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狱中书信》中的论述：“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仅因为坏人的可憎言行，更因为好人的可怕沉默。”
社会学家和作家的不同在于，他不仅揭示出“大象”的存在，还要解释“大象”何以存在以及如何让“大象”从房间里走出来。
关于“大象”的存在，作者引用了著名的日本传统图像“三不猴”（不看，不听，不说），也有人引申为儒家思想中的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言。泽鲁巴维尔认为，三只猴总是一起出现，也意味着，沉默是集体的合谋的。沉默往往指向社会体系，比如家庭和社区。
有位中国作家曾冷酷地指出，任多美满的家庭，揭开墙边不为人知的一角，都隐含着不可为外人道的不堪。其实这些不堪，就是家庭里的“大象”，触目惊心但只能熟视无睹。社区里的“大象”，则更比比皆是，比如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庄园里奴隶主与黑奴之间的性关系，现代大学校园里一群学者对一位人缘很好但业绩平平的同仁作出好评等。合谋的沉默便是滋生“大象”的温床。
这种沉默之所以产生，有明显的社会化模式，比如社会关系（尤其是等级差异程度）和社会处境（如可以公开的程度）。前者的例子如《皇帝的新装》，因为皇帝的权力极高，所有人都不敢公开出来揭穿真相，只有未社会化的三岁孩童才会童言无忌地揭开真相。后者的例子如天主教牧师的性生活，（尤其这种性生活是不被公众接受的同性恋），是被禁言的。
此外，合谋的沉默还有普遍的心理基础，如恐惧和尴尬。“当面对一个可怖的情形时，我们通常会求助于否认。”作者说，“纳粹对犹太人屠杀的早期报道，就曾被很多在欧洲的犹太人视为彻底的谎言而嗤之以鼻。”这样，可怕的消息就成了那个时代房间里的大象，它不仅存在，而且还不能被讨论。“生活在一个警察国家的人们，会越来越不愿意和他人谈论身边发生的惨事，其中，一个心寒的例子，就是曾有无数旁观者对纳粹公然执行的‘最终解决方案’（指二战末期纳粹高层指令屠杀关押在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以及各国战俘，以销毁证据和罪行）保持沉默。”
对于恐惧所造成的沉默，刘瑜在序言中的分析更能击中中国国民性格的软肋，“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刘瑜认为，许多解放前为理想浴血奋战的革命者，解放后却在屡次的政治运动中保持沉默，随波逐流，很难说，是因为怕死，而是怕成为“精神上的孤儿”。
这实际上还有关人们的认知，通过社会化，人们知道什么是应该关注的，什么是应该忽视的。尤其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里，有太多不言自明的社会规则，使得人们三缄其口。正如译者胡缠所指出的，在汉语中，有大量对合谋的沉默的描述，比如“心照不宣”、“视而不见”、“顾左右而言他”、“非礼勿言”，“其温和形式我们称之为得体和有城府，最严厉的形式，大约是道路以目”。在不远的历史中，“文革”期间，“当学生们用皮带抽打老师，或者造反派暴力批斗‘走资派’时，也有很多围观群众感到不忍，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回过头去。”这种心怀不忍却最终无视的情形，是中国人最典型的情态。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和现实生活里，甚至有专门的词语来训诫违背合谋式沉默的人——“枪打出头鸟”。
如果说文化规范训诫了人们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那么，权力更直接更暴力地让人们噤声。文化规范只是让“大象”存在，权力则会让“大象”扼杀在场的人。作者提到，在1970年末到1980年初的阿根廷，即肮脏战争（Dirty War）时期（其间由阿根廷政府主持的暴力事件，据估计，有9000至3万名异见者失踪或被杀害），更可怕的是双重噤声，即关于这些人的消失也是不能谈论的。
沉默之所以能固定下来，也是共谋的结果。作者还发现一个沉默衍生的规律，共谋参与者越多，沉默就越沉重或者“越响亮”。因为加入沉默的人越来越多时，人们打破沉默需要的成本更大了，不仅仅需要突破个体的心理舒适感，而且要冒着突破整体性的神圣的社会禁忌。与此同时，沉默的时间越久，沉默便越难打破。
怎样才能让大象从房间里走出来？作者认为：“就是要使大象的存在成为公众话语的一部分。”
要让公众意识到并承认大象的存在，就需要我们从背景中拖出大象，把它们作为图景凸现出来。凸现的方式就是点亮黑暗的角落，将被屏蔽掉的人物和事件推到前台。这种点亮，除了需要道德勇气，还需要技巧。比如民谚、民谣、漫画等都能别具匠心、四两拨千斤地打开被遮蔽的真相。即使在纳粹德国，也有笑话，讽刺他们的政治领袖本身就和他们高调捍卫的雅利安人不符。人们说，德国人应该像希特勒一样白皙，戈培尔一样高大，戈林一样苗条。（实际上，这是反语，希特勒不白，戈培尔瘦小，戈林肥胖。）
艺术作品在打破沉默上往往有着奇特的效果。如著名先锋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便改编自发生在意大利的一件真实事件。
1968年，意大利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失控的混乱局势中，新法西斯者伺机打击进步的左派，幻想重建政治势力。1969年，一系列爆炸事件接连发生，新法西斯分子散发传单，指责幕后人是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米兰的波隆那火车站又发生爆炸，警方逮捕了一名叫宾奈尔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审讯期间，宾奈尔从拘留所四层跳楼死亡，警方声称此人畏罪自杀。
根据这件真人真事，作家达里奥·福写了作品《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讲述爆炸案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涉嫌参与爆炸案被逮捕。审讯过程中，意大利警察刑讯逼供，使无政府主义者死亡。为了掩盖罪行，他们从监狱中找来一个编故事写话剧的“疯子”，强迫他导演一部无政府主义者畏罪自杀的戏。疯子设计了一个细节，一个168厘米高的人翻过了186厘米高的阳台从而“自杀”。警察愤怒地骂疯子，疯子一跃而起：“如果不是先锋，一个无权无势的在押犯怎能成为你们的嘉宾，这个嘉宾如果不是彻头彻尾地荒诞，怎么会跳楼，你们搞诡计让人跳楼，不仅陷害当事人，更是为了愚弄群众。”
在话剧中，疯子设计的荒诞细节揭开了被屏蔽的真相，作家则用这出话剧揭开政治的虚伪。让黑暗中的大象被看见，走到“前台”。
关键人物对于大象的“点亮”也起着关键的作用。南非总统曼德拉，向公众宣布自己儿子死于艾滋病，并敦促南非人民“公开谈论死于艾滋病的人们”。他的这一举动回应了同性恋维权者的警示——“沉默=死亡”。
泽鲁巴维尔最后总结道，人们否认大象存在，使得大象成为庞然大物，而一旦开始承认大象的存在，它就神奇地缩小。面对合谋的沉默，当人们共谋打破沉默时，大象就会乖乖地从房间里走出来。
在《房间里的大象》的扉页上，泽鲁巴维尔写下了这样一行字：致诺姆（作者的孩子），为他有去看，去听，去说的勇气。
这本书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理论勇气，以社会学的视角打破社会禁忌。同时，这本书也是一个邀请，面对生活中、社会中的“大象”，每个人都应具备反思的智识、超越当下的视野，并以孩童般的坦白勇气，发现它，认知它，点亮它。只有每个人的不沉默，才会最终让整个社会更加明亮与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