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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曾言：“中国强盛之时，无不掩有西北。”肇始于新千年的西部大开发，已进入第12个年头。国务院日前正式批复同意《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
也是从2001年开始，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汪受宽开始在故纸堆中爬梳历史，对先秦至当代的西部开发史进行审视，写成《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一书。
近日，汪受宽教授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青年报：西部大开发已经历时10余年，西部省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现在有一种担忧，认为东西部的差距在持续拉大，未来将会成为困扰中国发展的瓶颈？
汪受宽：区域差距的扩大，必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有害的后果。西部大开发可以看做一次国家级的以整个地区为对象的扶贫活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有利于调整全国的产业结构，为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资金、技术、人才转移提供广阔的空间，从总体上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
在一定意义上说，东西部关系，也表现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就是加快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西部民族经济繁荣，提高广大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水平，实现东西部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也有利于民族团结和边疆的稳定。
中国青年报：东西部差距拉大是怎样造成的？您梳理了历朝历代的西部开发史，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汪受宽：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拉大，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以突出效率为主，对区域发展政策做了重大调整。首先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此后又经历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区域性政策的调整，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但向东部地区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态势始终没有根本改变。
事实上，西部地区始终处于材料供应和资源输出的被动垂直分工地位，上游产品主导产业发展，产业链条拉动资源优势转换商品优势微弱，财税附加值也处于向东流动的趋势与境地，西部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西部的经济，基本上是投资拉动型的，但西部地区自身投资能力有限。
对西部的开发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要有长远、周密的计划和政策做保障，如果政府将其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总是拿经济标准、功利主义的态度，去衡量开发西部的利益，边防紧急，则高喊开发，事少则偃旗息鼓，开发时而推进，时而停滞是不可取的。
以唐朝为例，唐朝前期大规模开发西部，将其西部疆界推至咸海，实施恩威并施的民族政策，使西部得到安宁。另外，推行足食足兵政策，积极开展屯防、屯粮、屯牧，与外国和少数民族贸易往来活跃，青藏高原开发卓有成效，再造了西部的繁荣。天宝八载，河陇地区和籴的粮食占全国总数的45.6%强。它证明，在全国各地均衡发展以及大规模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只要朝廷措施得当、任用忠于职守的官员、完善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有法制保障，西部落后地区是可以追赶全国富庶地区的。
西部大开发的难度极大，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贫穷落后面貌、实现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绝不是一二十年可以完成的。西部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应允许反复，东部在大步前进，中部在奋力追赶。因此，西部开发必须做长期打算，坚持不懈地努力，至少以50年为一个阶段，争取大开发初见成效；100年为初定期限，真正实现西部的繁荣富裕。
中国青年报：从秦汉隋唐的历史经验看，西部的开发程度取决于中央政府对西部的重视程度？历朝都是从什么角度来考量西部开发的？
汪受宽：西部开发历史的反思说明，任何时代对相对落后地区的开发，都主要依靠国家的投入，西部大开发也是如此。
西部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辉煌，是我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周秦汉唐时又是王朝的中心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的地区，并孕育和带动了全国的发展。虽然周秦汉唐对西部的开发，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但因其经济与政治开发，奠定了整个古代社会前中期的发展基础。可以说，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没有西部的发展，就没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东方文明，更没有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也就没有今天我们民族的辉煌。
历代中央政府对西部开发与治理，主要从安定边疆、巩固国防的政治、军事角度开发，很少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考虑问题。这种决策出发点的偏差是造成西部生态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
中国青年报：历史上对西部的开发，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是向西部移民，增加人口、人才，带去内地的经验技术，改变人口结构，对西部的发展和安定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新时期，我们这一代人要面临的课题是西部的环境越来越脆弱，西部的人口事实上已经超过了环境承载量。21世纪谈西部开发，应该怎样看待人口流动的问题？
汪受宽：历代中央皇朝的移民实践证明，西部的移民应该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政治权威在古代西部的移民浪潮中起着重要作用。统治者力图把西部人口的迁移控制在政策框架内，向西部地区的移民运动往往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西部是我国的战略大后方，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口从事建设活动，这些建设活动往往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
西部地区的人口布局必须同西部特殊的生态承载力相适应、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很多地区不适合人类生存，一定生产力水平下西部地区的人口布局不应当随意更改。我们不能仅从人口密度的高低来判断此地是否适于移民、能够接纳多少移民。西部的一些地方本不适于耕种与居住，历史上的屯田活动强行截断河流用于灌溉，使下游自然植被大片枯死，最终造成沙漠逼近、绿洲废弃。因此，今日的政府应主要通过利益杠杆来完成这一工作，变消极的“徙民实边”为积极的“富民安边”。
多年来，国家主导的移民，在西北主要是由内地向西北和西南移民，或者是因生态和建设需要向本区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移民。这些年，仍然有后一种移民。在我看来，在当前和今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一要实行由国家主导的生态移民，将环境恶劣地区的人口向东部地区分散迁移；二是要借助城市化的进程，实行大城市开放式的移民。全国各大城市都应向西部地区的打工者提供优惠的条件，鼓励和帮助他们将家庭迁往打工的城市，提供市民待遇，努力解决他们的住房、上学、医保，让他们成为城市的新市民。在西部贫困地区，迁出多少人，就能事实上成倍增加其原居住地相同人口的收入。有的城市强调其承载量有限，对贫困地区的人口迁往城市加以限制，这是极不公正的，也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应该将全国各大城市对西部人口的吸纳，做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
中国青年报：您在书中说，任何一次成功的西部开发多来自人才的西流。可西部人才“孔雀东南飞”的局面如今依然没有改观。这让西部的企业、高校、机构都头疼不已。以您之见，西部应该怎样吸引人才的西流？历史上都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汪受宽：的确，任何一次成功的西部开发都来自人才的大量西流，而人才西流的原因多是西部有用武之地，可以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今天，西部大开发最需要的是战略型的管理人才、开发型的技术人才和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解决这些人才的办法各不相同，战略型的管理人才，应该由国家发现与调配；开发型人才，需要西部高校自己培养和各地更好地营造人才发挥作用的环境，吸引各地人才；有文化的劳动者，主要靠国家大力支持西部教育尤其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来造就。
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开发，首先要有战略型的管理（领导）人才。秦国的开发成功是由于秦孝公和商鞅；巴蜀经济、文化繁荣始于李冰、文翁；西汉西域开发是由于张骞；西藏归属中央政权是由于阔端、萨班；蒙元对西部的开发，耶律楚材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人的政治地位有高有低，但都具有战略眼光，能抓住问题的关键，以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推动开发，取得成效。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要强调官吏的清廉在西部的治理和开发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汪受宽：检讨历代西部发生的动乱，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官员胥吏对地方民族、宗教问题处理不当、贪墨欺压残害百姓引起的，西部地区官员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廉洁自励的作风，是西部开发的保障。
地方官员身处亲民第一线，直接与百姓接触，其人选合适，处事得当，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另外，朝廷制定的发展西部的政策也需要地方官执行，如果地方官为官不仁，或在实施过程中有所歪曲，良法美意就会适得其反。
治理百姓要视其特点，采取不同的办法，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尤应如此。西部自古以来是战略要地，也是变乱多发地带，官吏的行为节操尤为朝廷所重视。
中国青年报：您在书中说，西部历史学从来都是与知识分子对国家安全的忧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朝对民族关系都有哪些主流观点？
汪受宽：对待民族和宗教问题，明朝兵部尚书郑洛曾提出的“无事处事、以夷制夷”的八字方针很有参考价值。大概意思是说：要用平常心、以平常的方法，对待和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将少数民族看成与汉族一样的人，一样予以保护，更多地予以关心。不要多事和找事。而在遇到问题、矛盾时，要按照民族习惯，尽可能交由民族或宗教头领去处理，官员不必介入。至于各民族之间，各部落之间，以及各种宗教之间和宗教内部各教派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应予以妥善处理，千万不能袒护一方，助其欺压与惩处另一方，尤其要关心弱势的民族或群体，这样他们才会心服口服。当发生少数民族躁动乃至反叛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派善于处理民族事务的官员去安抚，弄清根源，尽快处理，以平民愤。
总结历代民族政策的特点可归纳为经济上多给予少索取，政治上“略依其俗，临事制宜，防其大故，忍其小过”。凡违背这些措施都可能酿成大错。
研究西部开发史，有利于纠正我们的错误认识，更好地重视西部的问题，投入更大的精力，以及人力、物力，支援西部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