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笔到画上最后一个句号,长篇小说《生命册》一共用去李佩甫3年左右的时间。此前,他已经为此准备了五六年。
这本在今年3月出版的新书,他仅开头就开了一年。“觉得不太合适,没有找到写作的第一句话。”李佩甫说。于是,他专门回到河南老家的农村住了几个月,试图“找到一些感觉”。
“我这部长篇是用第一人称独白的方式来写50年的心灵史,或者50年的记忆。用一个人的内心独白写他50年的心灵史、成长史。”他一再强调。
在《生命册》中,李佩甫描摹了上世纪后半期政治运动中乡民或迎合或拒绝或游离的生存境况,也书写了乡人“逃离”农村,在物欲横流的都市诱惑面前的坚守与迷失。
从1999年写《羊的门》,到2003年写《城的灯》,再加上今年的《生命册》,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宣告完成。他笔下的人物,也从农村呼风唤雨的当家人,变成“逃离”乡村的农民,再变成背着土地在城里追逐浮沉的“城里人”。作家试图“表现不同社会状况下的生命状态”。
“小说肯定是虚构的,作品中的我绝不是作家的我,但是你注意,我里头有一句话,当天上的炸雷将要打下来的时候,我对天发誓,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这是艺术的真实。”他说,他想告诉读者,“我们这个民族5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59岁的李佩甫是工人子弟,童年在老家的村庄待过,后来当下乡知青,在工厂开车床,再后来挂职当副市长。这些都给了他体验生活的机会。
在《生命册》里,他写的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这个吃百家奶长大的农村孤儿,最终进入城市,他身后背着3600亩土地,还被村里三千双眼睛所注视。李佩甫想写好这个土地上的一群人的生命状态,写出他对背景、土地的认识。
“对生我养我的家乡,感情很复杂,比如五千年文明史,可能是五千年的锁链,同时我们这个民族传统当中有很多精华。我觉得这样的土地很难生出栋梁之材是有原因的,这是一部自省书。”他说。
他笔下的人物,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似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于是,他决定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成长过程,拉开距离看看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
“我上世纪80年代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专门写了一篇《金恶》,到21世纪,就是写三部曲之前我发现我错了,贫穷才是万恶之源,尤其是精神上的贫穷,贫穷对人的伤害超过了金钱对人的腐蚀。”李佩甫狠狠地抽了一口烟说。
坐在路边上吃饭时,看到大街上的民工,这位省作家协会主席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我是的的确确挨过饿的。我所有的亲戚都是农民。上小学一年级时,我每个礼拜六要背上书包到姥姥家去,去干什么?吃四顿饱饭,其实就是到地里,偷几块红薯,掰几块玉米,烧一烧,烧焦了,半生不熟的,吃一嘴黑。”李佩甫说,“现在我们看农村觉得很奇怪,但它是一个过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是各种因素造成的,我们每个人都负有责任。”
未能写出《生命册》的第一句话时,李佩甫到村庄住了一段时间,吃了几箱方便面。其中一天,他围着几千人的村子转了一圈,没有碰到一个人,就碰到一条狗,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他忍不住感慨:过去的村庄和今天的村庄完全两码事。
即便如此,这也不影响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因为他意识到,处于平原上的这片土地,才是他的写作领地。
“我是用很多年时间找的,我曾经有一段像狼一样,在城市里走来走去,我的领地在哪儿?我最熟悉的是什么?最后就找到了平原。”他说。他一次次拉开距离来看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他用了12年的时间,为这片平原写了三部曲。
“它几乎把我整个对平原的认识,尤其是《生命册》,我几乎全部砸进去了,把我几十年对一块土地的认识全部放进去,仍然不够。”他最后感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