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伽利略渐行渐远

    说起来有些不好意思。尽管我现在连牛顿第二定律都背不下来，但在人生很长的时间里，我都坚信，自己会成长为一名科学家。

    一切都是拜伽利略所赐。刚刚学会读书的那段时间，我看过《十万个为什么》，也看过配着彩色插图的《动脑筋爷爷》，可真正让我明白科学迷人之处的，还是一本小册子里所讲述的这个长胡子、长卷发的意大利人。

    看到教堂的吊灯晃晃悠悠，他就发现了只要绳长一定，钟摆的摆动周期就不变；听说有意大利商人用“镜管”看到更远处，他就凭着这几句话，用透镜组合造出了望远镜、显微镜。

    最经典的当然是他那场“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在登上比萨斜塔之前，伽利略已经笃信，科学的真相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说，如果重量不同的铁球下落速度不同，那么把两个大小不一的铁球绑在一起，就会出现两个相互矛盾的推论。

    “一方面，速度慢的铁球拖累速度快的铁球，它们的下落速度会变慢；另一方面，如果把两个铁球看做一个更重的整体，它们的下落速度会更快。”

    多缜密的逻辑，多闪亮的思辨火花！我一下就被迷住了。

    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小学，简单的课程里，我喜欢数学更胜语文。因为数学的题目是严密而干脆的，正确与否显而易见，而语文课的题目却总是含混不清。在拿到的考卷上，除了“√”和“×”，改卷老师常常会写下一个“半对”的符号。

    “你这样写也不是不对，但……”有几次，老师这样评价我的答案。

    我讨厌这样的感觉。那时的我总觉得，事情的对错应当显而易见——就像伽利略所坚持的那样。亚里士多德说，轻的物体下落速度慢，他没浪费时间反驳，而是直接登上比萨斜塔，把两个不同重量的铁球一起扔下来，让他们同时落地。

    一切模糊的争议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我的科学家梦结束在高考结束的时候。那一年，我捧着一本厚厚的资料册，研究自己要学什么专业。当时，我在几个工科的专业里犹豫不决，直到父亲走过来，拿过那本册子，往前翻了两页，又交回我的手里。

    “我看，你还是去读文科专业吧。”他说。

    我这才突然发觉，那些从小鼓励我钻研理科的长辈，突然间都转变了态度。他们的理由都充分而现实：有人说太钻研科学会“变傻”，就像数学家陈景润那样，走路都会撞到电线杆；还有人说，女孩子嘛，轻轻松松学点文科多好。

    言语最有力的是我的三叔。他说，自然科学研究世界的规律，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我明白他没说出来的后半句话：即便把自然规律研究得再透彻，科学家们依旧逃不出“人”的管控。

    于是，仿佛是一瞬间的恍然大悟，伽利略后半生的境遇突然在我脑海中变得清晰了。这位400年前的科学家被后人称赞是“自然科学的奠基人”，但在当时，却因为认同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罗马教廷斥为异端，甚至差点被投入监狱。

    生命的最后10年，他一直被软禁在自己的住所里。据说，在临终的时候，这位78岁的老人一直在喃喃自语：“追求科学需要一种特殊的勇气。”

    而这样的勇气，我自问，我没有。

    于是，那个暑假，我最终选择了新闻专业。我总觉得这行业还能让我坚持点什么，尽管，无论在大学的课堂，还是步入工作岗位之后，我所面对的是非对错都不再分明。探讨新闻伦理的时候，我发现，不同的记者截然相反的选择，都有自己的逻辑和道理；而面对新闻当事人，很多时候我也很难判断，到底哪一方是“好人”，哪一方掌握着正义。

    我偶尔会怀念自己以前的坚持：真相应当明晰准确，非黑即白。可如今的我却不得不承认，即使我当年选择了另一条路，当上了科学家，所面临的现实也未必会比今天简单。事实上，在当下的科学新闻里，我总能读到另一些东西，比如课题、经费、职称……

    它们与科学无关，却与科研的现实息息相关。

    如今的我，已经离科学家的梦想越来越远。除了在这篇文字里写下些遗憾的感觉，我几乎和伽利略再没什么关系。连那本小时候常常捧着阅读的、讲述伽利略生平的小册子，也已经被尘封在老家的书柜里，十几年来都不再有人翻起。

    唯一让我觉得安慰的，是我一位朋友的故事。他在核物理专业拿到了博士学位，结果在找工作的时候，进入了一家证券公司。

    看吧，现实世界的熏陶之下，科学的逃兵远不止我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