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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认为他独秀于林，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有人认为他不值一提，党史上赫然记录着他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史实不断被披露出来，人们衡量他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对陈独秀的评价是一个动态过程。此时写他，怕难有更多认同。此外，写陈独秀的作品汗牛充栋，要想写出新意，颇费思量。
文史专家钟法权知难而上，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他不仅写出了鲜活的历史人物陈独秀，同时也使一段人们并不熟知的蜀地实业家邓燮康与陈独秀的故事，浮出水面。
该作品经中央党史办专家审定后认为，将陈独秀与江津邓燮康一家人放在一部书中来写，这是第一部。作品还原了陈独秀在江津的真实处境。政治观点正确，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我以为《陈独秀江津晚歌》一书成功之处有二：
第一，作家对陈独秀采用了平视。既不是仰视——盲目地吹捧与夸大，也不是俯视——任意贬斥批评，而是实事求是地反映了陈独秀晚年的真实处境，让读者看到一个并未化装的中国革命史上的争议人物。
《陈独秀江津晚歌》中展现的陈独秀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是一个矛盾人物。一方面他有自己的理想，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有民主、享自由的国度；另一方面，他又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因此，他无法找到实现理想的正确路径。我以为作者对他的判断——“他的民主思想似乎是海市蜃楼”——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为何这样说？首先，他坚持操守又固持己见，对共产党不自我检查，对国民党不妥协，对托派不支持，对胡适不回应。作品中写他给刘海粟的题字“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实在是“夫子自道”。这是他个性的真实写照。在这里，作者放开笔墨描写他的倔强：如，他宁愿放弃救济，也不改杨鲁丞的稿子；宁可不出书，也不同意陈立夫改书名；已经到了断顿的情况下，也决不接受三千元的捐款。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宁折不弯的傲骨，都在陈独秀身上得以展现。其次，他在现实重压下又不能不低头，不得不接受别人的馈赠。如，出席各种各样的宴席，解馋是唯一目的；他表面上喜欢安静，内心里因寂寞而苦闷；他嘴上说不谈政治，心中常想当年叱咤风云的情景。陶渊明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情怀在他身上又反复出现。
可以说，陈独秀有独立的人格，有孤傲的个性，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高气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学识丰厚，博古通今。他如果从事文化研究工作，或许能成为杰出的国学大师。但他却选择了并非强项的政治，从而最终落到悲惨的境地。
第二，作品用了许多篇幅描写陈独秀与邓燮康一家交往的故事。本书的副标题也是“一个人和一家人”。实际上，“写邓意在写陈”。清代著名文论家刘熙载曾提出过“反面敷粉法”——不写正面，写反面、写侧面，并形象地称之为“睹影知竿法”。该作品写了邓燮康对陈独秀的救济和帮助，写了邓燮康后来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甚至他的后人都为建设祖国尽心尽力。这一切都是旨在写陈独秀的革命志向与人格魅力对邓燮康及其家人的重大影响。
作者钟法权曾在《我写〈陈独秀江津晚歌〉》一文中这样说：“历史是一座暗隐的大山。历史人物在时间的长河里，常常成为人们探寻这座大山的路标。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被毛泽东喻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五届中共中央负责人，1927年被解职，1929年被开除出党。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先后5次入狱。1937年获释后辗转入川，客居江津，直至病逝。写陈独秀的书很多，我在该书中只是写了陈独秀客居江津那段最后的人生困顿岁月，交叉写了邓燮康一家人。”
“陈独秀抱定建设‘民主与科学’的理想和信念，竭尽一生不移其志。但又因背负“错误领导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种种评价，被自己创建的党开除。革命理想化为泡影之后，他并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没有像汪精卫那样当汉奸，落个身败名裂；没有像张国焘那样背弃信仰，叛党求荣。而是在人生暮年，无论多么穷困艰难，仍始终坚守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节操，坚守当初革命的誓言，不改变自己的理想追求。另一方面，他因对共产主义、对革命实践路径和追求革命道路实践样式的理解不同，没能自始至终与党同舟共济，在关键时刻与自己的革命同志分道扬镳……这是他性格的悲哀，是他人生的悲剧。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中国共产党以大海般的胸怀包容了他。毛泽东和党的几代领导人都给予了他较为中肯的评价，他革命者的形象，得以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重新矗立。”
顾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