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

    63岁的金铁华，在这里找到了他父亲获得1959年北京市劳动模范的档案，“爸爸获得劳动模范的时候，我才10岁，印象中父亲的奖状在家里挂满了墙。”

    62岁的谢秀凤，姐妹四人一起来到这里，修复了小时候留下的唯一一张小照片，“没有这里的帮助，我们永远不知道小时候长什么样。”

    40多岁的何女士，准备把她亲叔叔与家中往来的书信捐赠给这里，“他1948年牺牲的时候才21岁，在云南，他是参加当时的学生运动牺牲的。”

    9月5日，北京市第四届“档案馆日”活动在市档案馆开展，“把荣誉带回家”、“免费老照片数字化修复打印服务”、“征集档案资料”等活动，使馆藏档案与观众近距离接触。尘封的档案因为有了人的参与，也重新打开了属于那个时代的鲜活记忆。

    “把荣誉带回家”今年第一次举办，档案馆利用馆藏的市级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优秀教师、三好学生等记录个人荣誉的档案，为提前报名的公众免费提供档案复印件。档案馆利用处的工作人员张鹤仪，指着手中已经所剩无几的荣誉档案信封说：“9点一开门就有人来取了，不到中午，几乎就全部领完了。这次一共预约了50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查到档案，最后一共是23份。”

    大部分荣誉档案都是本人领取，所以金铁华就显得略微有些不同，他是为已经过世近40年的父亲来领取档案。他的父亲是北京绢花第一代的艺术家，还是北京一至四届的政协委员。“我们家很少有他的资料，何况是档案。都是凭我的姐姐、亲戚回忆说的，所以好多事虽然是真实的，但是没依据。我今天在这找到了他1959年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的档案，档案上还写着‘机密’呢，我们之前无论如何也看不到啊。”金铁华说。

    金铁华准备把档案拿回家让兄弟姐妹们都看看，“我们永远以父亲为骄傲。但是为骄傲还不成，尽管已经退休了，还是要尽量做好自己的工作。”金铁华退休后一刻也没闲着，将时间精力都投入到“红色收藏”中。至今，他已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献了77件藏品。.

    “免费老照片数字化修复打印服务”今年已经是第二次举办。谢秀凤一大早就从通州赶到了档案馆，她手中小心捧着的这张黑白老照片，是用135相机拍摄的，只有半个手掌大小，却是她姐妹五人小时候唯一的照片。相片上的五姐妹现在只剩下了四人，今天一起来到档案馆，终于看到了半个多世纪前自己的长相。

    谢秀凤说：“小时候家里没钱，8岁时候来了个亲戚，给我们拍了这张照片。哎呦，小相片留着太不容易了，只有一张，我们都抢着要，在每个人家里都放过一段时间。相片太小了，看不清，跑了好多家照相馆都说不会修。档案馆今天给修好了，还给每人复制了一张。”

    “见证北京——档案的记忆”是北京市档案馆的常设展览，分为京华烟云、市政回眸、工商掠影、文教荟萃等九个部分。“北平市各级学校概况总表”、“1924年北京第一辆有轨电车”、“盛锡福帽厂北平发行所货物月报表”……400多件档案资料串起了北京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

    同仁堂公私合营报告、张秉贵师徒协议、孙敬修《聊天集》原始手稿……这些形形色色的档案也走出封闭的档案柜，在“档案馆日”第一次展现在市民眼前。不到20平米的库房里，一上午就挤进了五六百人，动用了七八个工作人员才得以维持秩序。

    73岁的曹老师是第二次来参加“档案馆日”，今天他在这查到了自己1991年获得北京市教研工作先进工作者，和1997年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的两份档案。由于从事历史教研工作，曹老师平时对北京历史的变迁也多有收集。“今天在这看到碧云寺的资料，和我自己收集的一对比，哎呦，温故而知新的感觉、怀旧的感觉、得知识的感觉都有！”

    而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老照片，作为老北京人的曹老师更是感慨良多：“北平解放的时候，我10岁，住在前门。解放军进城、国民党撤退，我亲眼看着这场面。刚才在这看见北平解放的照片，感觉特亲切，我还在那张照片前留了个影。我对北京历年的变化印象也很深刻，比如1959年的十大建筑，我记得当时特别兴奋。那会儿我正好上大学，不到20岁，现在70多了，十大建筑还是历历在目。”

    档案记录着一个人、一座城、一个时代，也许是因为年龄越大才会对历史更有体会，所以参加档案馆日的观众多为中老年人，但其中大学生模样的女生肖千陌也看得极为认真，背着书包、拿着相机，“走了对角线穿越北京城，才从学校到了档案馆”。“我看过一本书，《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我觉得这个题目用来形容档案馆再合适不过。我没获过什么三好学生，这里不会有我的档案。但我觉得档案馆里应该不仅有名人、荣誉、奖状，还有普通人的人生记录。我们都是小人物，但是小人物的集合创造了这个时代。”她说。

    在9月4日举办的“档案馆日”活动启动仪式上，人民大学副校长兼档案馆馆长冯惠玲做了题为《当代身份认同中的档案价值》的演讲，其中谈到农民工的档案问题：“农民工在生活的城市和家乡农村都找不到自己连贯的记录，这个庞大群体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盲区。对于‘我是谁’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他们自己没法证明，生活的城市没法证明，他们的家乡也没法证明。他们走过了这样一个时代，却没有留下痕迹。”

    冯惠玲说：“关注边缘群体的档案是我们的责任，将失败者和成功者一视同仁。档案工作者应该以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来平衡社会地位的差异，给那些长期被边缘化和沉默的群体平等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