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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经回到校园一段时间，中国科技大学第13届研究生支教队的8名队员还是有事没事都穿着队服，队服上印着自己设计的队徽——一株蒲公英。“我们就是飘向西部的蒲公英。”队员黄湘林说。
支教队员们奋斗一年的地方——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即著名的“西海固”中的“海”，1972年就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一到海原，干燥的气候就给了队员们一个下马威，从来没流过鼻血的黄湘林第一次流了鼻血。由于极度缺水且水质差，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支教队员喝当地的水都会胃疼。
“最困难的是吃饭。”在西安镇西安中学支教的尹碧波说起学校的伙食， “除了土豆，就是白菜”。时间久了，他只好生吃大蒜，用辛辣刺激味觉。带初三的周光明在最忙的时候，每天的伙食都是5毛钱一个的干馍馍，支教回来，体重120多斤的他瘦到了100斤，“只剩骨头了”。
马琼是甘肃天水人，但她没有想到，同处西北地区的宁夏海原，教学条件如此恶劣，狭小的教室里挤了七八十名学生，一张普通的课桌要坐3个人。而比起硬件来，最大的困难，还是教学方式上的不适应。
在出征之前，队员们在中科大附中进行了教学培训。去了之后，才发现海原的学生基础特别薄弱。一开始，队员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讲一遍两遍三遍，学生们就是不懂？
后来，支教队员们摸索出最好的教学方式，就是12年前的老支教队员，现在已是管理学院教师的杨锋总结的6个字——“重复、响亮、耐心”。一遍不懂，就反复地讲，大声地讲。同样的课堂内容，给8个班讲8遍，还要保持激情，为此，几乎所有队员都得了扁桃体炎，胖大海、菊花茶都是“家中常备”。
和城市的孩子相比，海原的孩子不仅物质上匮乏，也更加敏感、孤独和脆弱。“我们必须让他们发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增强自信心。”周文乐说。为此，支教队员建了一个“青春心语屋”，每一两周就开展一期活动，让孩子们倾诉问题，对他们进行适时的指点。
队员们不仅要承担授课任务，还要面对学生的不断流失。某一天，班里期末考第三的回族女孩李俊秀告诉尹碧波，妈妈说反正考不上高中，让她辍学。尹碧波马上赶去李家。李俊秀的妈妈谎称女儿不在家，结果劝了半天，女孩自己走了出来。尹碧波用自行车拉着女孩的行李包裹，将她又拉回了学校。
“我们没有能力给当地建楼、修路，但是我们做的都是最贴近孩子们生活的。”周文乐说。细心的队员们发现，孩子们虽然有饭吃，但买不起饭盒，就给他们一人买了一个饭盒；买不起暖瓶，用汽油桶装水，就给他们买了暖瓶；有个同学近视800度，看不清黑板上写的字，却从不知道自己近视，队员们又想办法给她和其他所有近视的同学验光、配了眼镜；当地孩子接触的书本除了教科书还是教科书，队员们发起设立“梦想图书角”，募集了两万元，给海原3所中学的80个班配备了图书柜和图书。
从2004年开始，中科大将“一帮一”活动引进海原县，让科大师生同当地孩子建立一对一的联系，不仅给予经济资助，也通过书信、电话等进行全方位的关心，到今年为止，累计支出76万元。对于受资助的每个学生都要进行家访，一年来，队员去了100多户人家。
在西安中学，支教队员负责的班被称为“接力班”，代代相传。接力班学生在当地中考成绩是最好的，也仅有6名学生考上重点高中，在其他班，很可能没有一个学生考上。“即使他们不可能考上大学，我们也想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周成乐说。
“科大的师生帮助海原的孩子，其实海原的孩子也特别帮助了我们科大师生，让我们成长，给我们以精神动力。”第12届支教队员马缨说。 “支教这一年都过来了，觉得再没有什么困难是坚持不下来的了。”队员周成乐说。
的确，对于许多队员来说，支教不仅仅是一份经历，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人生选择。受支教经历的影响，第11届支教队队长、今年从数学系毕业的宫成就选择到安徽淮南上窑镇当选调生，继续在基层工作。
本报记者 陈竹 王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