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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这里讲的“国外发展经验”当然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西方国家如何寻求“文明发展”
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混乱而又残酷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资本主义矛盾总爆发的结果，表明垄断资本主义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但是，在这种动荡和混乱中，西方资本主义为了走出危机摆脱灭顶之灾不得不作出新的选择，于是出现了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受限制的资本主义。
从实践层面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以维护经济稳定和社会正义的名义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适度干预，其标志性案例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罗斯福新政”和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建设。从理论层面看，以强调自由放任政策为基调的古典自由主义逐渐退出主流理论舞台，而以强调国家干预为主调的新的思想流派逐渐占据主流理论地位，其主要标志先是凯恩斯主义，后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强调“国家必须提升个人自由能力”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实践的转折与主流政治哲学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向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转折是交织在一起的。
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产生的，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产物，它有权利主义和功利主义两大派。权利主义派代表人物有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功利主义派的代表人物有边沁、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等。权利主义者把自由看作是天赋予人们的，是人之为人的最高价值之所在。功利主义者在为自由辩护时强调自由的社会成果，强调自由会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利益、幸福、快乐，尤其是强调个人自由与创造性、进步之间的必然联系。尽管这两派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它们在政策主张上都过分强调“自由放任”，都无视结果平等的必要性，从而导致古典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出现的两大弊端。
一是经济盲目发展，波动性大。其主要表现是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自英国1825年首次爆发“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之后，这种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一再重演，成为资本主义难以克服的痼疾；二是经济发展粗放野蛮，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遭破坏，社会建设没有跟上。国家没有对收入分配进行有效调节，在住房、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等社会事业建设方面滞后，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
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引导下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出现的重大弊端，促使西方思想家进行深刻的反思，于是产生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早期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杜威等。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发展的较早阶段。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修正和完善，把它发展成为一个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把新自由主义推向顶峰，我们称之为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这个流派针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波动而造成经济危机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弊端提出了“解决对策”。解决问题总体思路实际上是发展要“文明发展”、“经济与社会要协调发展”。为实现这种发展，这个流派主张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干预，政府要广泛提供公共福利，维护一定程度的“结果平等即实质平等”。
正是在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引导下，西方国家在二战后逐渐实现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受限制的资本主义的重要转折。所谓“受限制的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国家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开始担负起维护经济稳定与保障社会安全的职责，对经济和社会进行适度干预：一方面是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稳定和发展经济，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层面考虑如何控制桀骜不驯的“经济体”；另一方面是采取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措施，调整收入分配，从社会政策层面考虑如何缩小社会差距，缓和社会矛盾，防止社会分裂。
从粗放发展到科学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
应该看到，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等沉痛教训之后，其发展逐渐迈入了相对文明、和谐、协调的轨道。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种“吸收和借鉴”当然包括要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实现文明发展、合理发展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和实践经验。事实上，近年来我国提出的一些重大治国理政的举措，如“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又包含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当然，从粗放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转化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西方国家实现从“自由放任”发展到国家干预和统筹下的发展经历了几十年之久。尽管我们在发展的理念、方式、结构和质量等方面已经取得明显成就，但我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
由此可见，从西方政治哲学视野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型，能够让我们把“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等重大治国理政的理念，放在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样的大背景中加以理解，也就是说，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乃世界文明的大势所趋，是我们自觉的、理性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