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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屌丝逆袭高富帅的故事。刘邦是屌丝，项羽是高富帅，韩信是技术宅。屌丝一定要联合技术宅才能搞跨高富帅，而想把钱最后都装在自己兜儿里，还得弄掉技术宅。” 陆川用时下流行的网络语言介绍了他11月29日即将上映的电影《王的盛宴》。
11月22日，陆川现身北京交通大学，据说是为了“保持体形”，特地穿了一身薄薄的黑衣黑裤。作为腾讯互动娱乐next idea校园创意大赛的首席影视顾问，陆川从《王的盛宴》说起，与学生们分享他的光影世界。
从一个瘦弱、苍白、体育不好、与女孩一说话就脸红的男孩，到2001年开拍处女作《寻枪》，如今成为拍出《可可西里》、《南京！南京！》这样票房与奖项双丰收的电影的导演，陆川说：“人生不会有太多的12年，用什么心态、什么速度去面对下一个12年，是我最近一直在想的问题。《王的盛宴》其实是去年的作品，最近才刚刚通过审核，所以对我来说，无论好坏都是去年，今天我拍这部电影就又会有许多不同。”
12年，4部电影。“我的电影青春期结束了。”陆川说。
“宅男”的电影之路
“我是一个宅男。”陆川开宗明义，“读研究生时，表演系有多少漂亮姑娘我不知道，也从来不跟她们打招呼。每堂课都如饥似渴，下课就回宿舍看片子，然后再去电影室拉片子（逐格逐段分析电影）。”
小时候梦想当文学家，后来读理工科，工作一年后辞职考电影学院研究生，陆川的电影之路颇为曲折，不过他觉得“做电影应该在普通大学先上四年”。“电影这点招，进电影学院半年就全学明白了。如果导演的一生是一场比赛，比的就是你的积累，需要你上普通大学与老师交流，你自己谈恋爱、失恋，你去打工被老板骗了……这在电影学院无法学到。”
拍《寻枪》时，姜文指着鼻子对陆川说：“陆川，你在电影学院学歪了！电影不是别的，就是流汗！”做了三部电影后，陆川终于明白：电影是流着大汗一个一个镜头抠出来的，真的不是一种情怀。
陆川是幸运的，从《寻枪》开始一路获得好评，但他眼中的电影行业是残酷的，因为这个行业只看结果。“一方面你想做自己心目中的东西，另一方面电影工业又要求你去迎合大众。怎么去说出一句大众愿意听的你的真心话，估计是每个导演都要思考一辈子的问题。”
当年辞职考研是因为工作没意思，“每天坐班，能看到你死是怎么回事”；相比之下，他对导演生涯倒是乐在其中。拍《可可西里》时，因为高原缺氧睡不着觉，陆川就和录音组的年轻人组队，去网吧跟当地的哈萨克族小孩打游戏。因为摸不准网吧的键盘——上面都是烟头烫的洞和烟灰，于是经常输，输了就请孩子们吃烤串，“日子过得很快活”。
“我是一个宅男。”陆川再次强调，“如果有一天我拍不动了，特别想去大学兼职教电影。现在很多学校教电影的老师没有拍过电影，在一线拍电影的导演又不回学校教课，这中间就会把很多实际操作的环节缺损了。”
“我想拍一部微电影，请问需要准备什么？”一位学生提问。“第一件事，你得先跟你爸要一笔钱。”陆川一脸认真地回答。
历史电影，把历史还给历史
“修史的人要对得起历史，否则我们的后人在你们写出的历史上看到的是什么！”这是《王的盛宴》中的一句台词，出自陆川的手笔。历史题材的电影，似乎总会面临各种考据式的批评。陆川说：“历史题材的电影劣势很大，因为很多观众不信任这类电影。对于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价体系，每个人都可以说话，所以它的机遇也在于观众会有更多的讨论、参与度更高。”
这是陆川第一次尝试历史题材，一开始就发现遇到了难题：“我们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但真的拍片的时候，你想知道那个时期的舞蹈是什么样的，找不到依据；你想知道音乐是什么样的，也没有乐谱了。电影中有一段是鸿门宴，你想知道鸿门宴上有什么菜，也不知道。”
为了还原秦汉之交的历史风貌，陆川特地去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了汉代的百戏俑。这些半裸的雕塑让他突然明白，那个时代的人并不是每个都穿得跟古装片里那样周正，这直接带来了电影片头的一个镜头——街上三分之一的精壮汉子是光着膀子的。做竹简道具时，陆川发现真的古代竹简都不是直的，因为竹刀劈到竹节时肯定会有弯曲，笔直的竹简都是用车床车出来的，于是陆川选择全部手工制作。
故事永远是电影最稀缺的东西，楚汉之争的故事曾被多次搬上荧幕，陆川觉得跟风现象在所难免：“当一个题材的影片赢得了巨大票房，大家就会尝试做同样的片子。不仅是你复制其他人的作品，很多投资方还会要求你重复自己。在一个行业里，坚持创新，很难；但坚持创新，是一个行业的出路。”
不过陆川坚信自己能从老故事里拿出一点新东西：“历史片一直没有真正与历史产生过关系，都是张冠李戴、随便消费。如果我们拍电影的时候，都能对那个时代的人文风貌真正做一些研究，用影像的方式还原出一小部分，将来我们跟下一代交流的时候，就能拿出很多历史影片给他们看。这次我想小小地做一些激动的事情，把历史还给历史。”
中国电影正在奋起直追
与学生们的交流结束后，陆川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作为第六代导演的一员，谈谈当下的中国电影。
对《王的盛宴》和《一九四二》同档期上映的竞争，陆川并不担心市场大小，而更呼吁竞争的理性：“我觉得市场可以容下两到三部大片，这么多影厅这么多院线，没有问题。但发行方的心是不是可以容下这两三部影片，是不是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这种竞争？我希望所有的竞争都是在商业范畴里的，而不是去引导一种话题，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
虽然已经凭借《南京！南京！》跻身电影票房“亿元俱乐部”，但陆川也看到了“大片”的问题所在：“投资越大，束缚越多——你被规定要用什么演员、什么剧本，创作空间反而小了。从导演、投资、制片人到题材规划、拍摄，各方面对大片都应该有一个更理性的认识。原来我们盲目追求大，经过今年这一轮洗牌，明年的投资也许会更趋于理性。”
每一个年轻导演都是从小电影起家，陆川说到筷子兄弟的《老男孩》，那是他第一次被一部低成本电影打动。而一些更年轻的导演拍摄的微电影，也让他时而惊喜。陆川说：“以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只有考上电影学院才能拍电影，但现在不是这样。比如，你可以参加各种创意大赛，只要拍出短片获得评审的认可，在网络上非常红火，就马上有可能接到一部微电影的邀约；如果微电影的点击率特别高，就可能直接接到一个长片的邀约。”
对于中国电影，陆川的评价是“正在奋起直追”。“首先要承认国外在很多地方的确比我们做得好。就做电影而言，美国电影工业发展的成熟度、游戏规则、对观众的评估、商业化程度，都远远领先于我们。它一门心思做商业化，又做了将近100年，领先我们很正常。中国电影现在一方面有危机，需要我们自己去拼，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希望，需要调整自己的创作心态。”陆川说。
陆川认为，之前中国走出去的电影题材比较单一、边缘，那是我们自己造成的。现在随着电影业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元化的电影走出国门。电影是一种国际语言，《赛德克·巴莱》讲台湾原住民的故事，能去威尼斯影响很多人，而他自己的《南京！南京！》也得到了国际关注。“整个外部世界对中国带有一种极大的好奇心，他们真的想知道一个发达了的中国、一个已经富裕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反映当下中国的电影是可以走出去的。”陆川说，“电影是可以跨国界的讲述，文化差异只会变成电影的品质而不是障碍。”
“那您对中国电影的前途还是看好的，是吗？”记者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在追，在奋起直追，但是什么时候能追上？希望电影产业的管理政策能更开放一些吧。”陆川说。
本报记者 蒋肖斌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