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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阳是个爱较真儿的人，这是同事共同的感觉。别看他平时为人谦和低调，骨子里却不好说话，尤其是在质量管理上。
“很严谨，有时候近乎苛刻。”这是沈飞质保部部长林波的切身体会。今年上半年，某重点型号机型驾驶座舱玻璃被意外碰伤，虽说从某一角度看会影响飞行员的视线，但面对相当于一辆小轿车的返工成本，林波还是把“严重质量问题”轻描淡写成了“一般质量问题”，因为当时正好有一个实验件需要一个同样的玻璃舱，可以说一点没浪费。可罗阳又较真儿了：“要是没有那个实验件怎么办？质量问题的等级划分不能按实际造成的结果划分，而要按可能发生的最严重后果来划分。”
紧接着的一件事儿让林波再次领教了罗阳的较真儿。
今年6月的一天，罗总把李克明副总工程师和他找到办公室，询问一个质量问题查处的进展情况。此问题较为复杂，包括设计、材料、制造、使用维护等23个直接影响因素，当时，上级调查组已形成了原因的调查结论，可经过对产品制造全过程逐个细节的询问，罗阳却提出了一个被大家忽略了的细小环节——砂纸。经过对砂纸的技术要求和收发、保管、使用全过程的细致调查，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从那以后，不要说装机器材了，全厂的耗材管理也来了次彻底清理整顿，现在在沈飞，就连矿泉水有多少瓶都是有数的。”林波说。
去年，总装厂在吊装某部件过程中，发生飞机机体结构相碰。当大家在讨论问题的处理及责任认定时，罗阳来到生产现场，而且亲自上机查看，在了解无人受伤后，第一句话不是问“谁的责任”，也不是“损失有多大”，而是“有处理方案吗”。
“我们是干飞机的，航空的特点就是高复杂度、高质量、高风险，必须靠标准和规范，不能靠操作者个人的智慧和手艺，否则产品质量就没办法保证。”在罗阳看来，每一个质量问题既是教训，也是财富，他常说，航空工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有很多是从一次一次的失败和问题中吸取了教训，所以出现质量问题后一定要对产品实现的全流程进行梳理，找出全部的影响因素，包括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和可能的原因，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很多沈飞人都清楚地记得，2010年的公司管理评审会上，罗阳听完质量工作报告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质量目标都完成得这样好，而公司的产品还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质量问题呢？我们的质量目标体系是否能够反映出产品的真实质量水平？对于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和重大安全隐患我们是否都识别出来了，是否都进行了有效的控制？
“质量目标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要反映产品的内在质量，应该设立几个能够真实反映体系运行情况的指标来，就像体检监测指标一样，质量部门应该在这上面下功夫……”罗阳说，一架飞机有数万个零件、成百上千道复杂工序，航空产品制造和刺绣在构思、工艺、手工操作等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公司2011年度开始组织开展了质量目标管理体系建设，公司内部分层次建立了从公司级直至班组级的质量目标，“业务谁主管、质量谁主抓、责任谁承担”，质量不再只是质量部门的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每个人的工作都做到实处，飞机质量才会有保证。
进入2012年，公司生产任务异常紧张，科研、批量生产高度交叉，同时，按公司岗位履职活动计划，检验系统加强了现场检验工作，强化了产品的过程监督的质量把关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质量与进度之间的矛盾。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罗阳对质量的坚持还是没有变：“生产周期我们可以让步，但产品质量我们不能让步。”
沈飞集团经营部部长邓玉东对罗阳的评价也是“工作上很爱较真儿”，记忆力特别好，说好哪天给他答复，到时不给当晚准会被找。在邓玉东的印象里，罗阳在参加经营部的会议时，经常会拿着铅笔在规划、方案上修改，每改动一处，都会和员工们探讨，听取意见。而在对一些报表类的材料时，则认真到极致。“就在他去珠海航展之前，我们的一次报表会上，罗总因为报表中的一个符号错误拍了桌子……”邓玉东回忆，当时这个符号并不会影响到企业的核心数据统计，但罗阳在会上就发了脾气，要求必须做到百分百准确。
罗阳的前任秘书、沈飞复合材料中心副书记徐英志告诉记者，即使做党务工作那几年，罗阳也一直没放下技术，大家都叫他“技术书记”，下面人根本糊弄不了他，“送审时要是有一处没搞明白，整个方案肯定就通不过，他太爱刨根问底了”。徐英志说。
“罗阳性格比较内向，2009年刚来时跟他不太熟，只知道是个‘好人’，是老好人吗？一打交道才知道是人品好的好人，在他任厂所党委书记期间，与行政领导和谐共事，在他的支持配合下，两位行政领导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在中航工业沈飞党委书记、副董事长谢根华眼里，罗阳看上去平和低调随意，工作上可是毫不客气。在沈飞开会时谁也不敢带手机，连放到震动状态都不放心，一不小心手机响起来就得站到散会。谢根华回忆说，一次自己手机上的提醒闹铃响了，幸好快散会了，要不连老搭档也得被罚站。
“罗阳这个人，严厉，但并不针对具体人，谁叫你非往火炉子上撞？现在沈飞的职工都明白这个道理。”谢根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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