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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苏童接了一个电话，对方是《青春》杂志社的编辑，希望他能出任杂志改版后的文学顾问。苏童连连称好答应下来——他还记得，上一次与这个杂志社联系已是20年前，那是他第一篇文学作品发表的时候。
挂了电话，苏童翻开桌上的日历：12月10日。这一天，他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开讲座。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苏童说，这一天于他本人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不仅是这个联系时空的电话，更在于他的好朋友、作家莫言于同一天，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取了中国籍作家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我作为一个切实可靠的北师大校友，向另一个比较切实可靠的北师大校友获奖表示祝贺。”苏童的一番开场白让讲座现场的学生捧腹大笑。“切实可靠”是指苏童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这里度过本科4年；而莫言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
这段时间被苏童称作是他文学之路的开始，诞生了《第八个是铜像》等苏童早期的一些作品，以及后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的部分灵感。但鲜有人知的是，回忆起这段青春年华，苏童告诉记者，最好的时光除了写作，还献给了读书，他说，“读书是我最大的积累，没有第二种选择。”
漫无目的读小说成了最大的积累
对于那个时候的读书，苏童加了一个限定词：没有功利性的读书，“就是漫无目的地读小说，最好是长篇的。”
苏童说起他的第一次长篇小说阅读经历，可以追溯到小学时代。那时，家里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甚至没有小人书，苏童所能接触到的就是印有繁体字以及外文字母的书籍。而他所读过的书，在当时大多都是被没收的，很多打着收购站的印章，有些还是没有封面的。
有一本书他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上中学的姐姐给这个“表现好才能给书看”的弟弟的“赏赐”。在书中，苏童看到了那些让他面红耳热有关亲吻的乃至性的描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叫玛丝洛娃的女人。那年，他9岁。
多年以后，来到北师大的图书馆，当苏童翻开《复活》，他惊了一下，“这不是我看过的玛丝洛娃吗！”
苏童的童年基本是在“放任”中度过的。他称自己的母亲文化程度比较低，她自己不看书，但在厂里有一张借书卡，便把卡交给了苏童，苏童从此有了“漫无目的读书”的机会。
除了书籍，那时候的文字更多地载于报纸上。苏童记得，墙上糊着很多报纸，如今那些字他一个也记不住了，唯一记住的是那个带着时代特色的报纸名称，叫做苏州风云报。他说自己喜欢那种“铅字印刷的味道”。
当然，这样的文学熏陶只是一个开始。苏童称，进入大学，也就是1980年夏末的一天下午，他提着沉重的行李从人头攒动的北京站出来以后，他才开始了真正的阅读，“那是一种恶补，以前没看过的外国文学都是那个时候看的。”
在大学，苏童的时间基本上都花在阅读小说和文学杂志上。他戏称自己是图书馆的优秀读者，却是中文系1980级一个得过且过的学生。为此，他还挨了个令他至今难忘的批评。
在古汉语课堂上，老师叫苏童站起来，然后拿着他的作业说道，“不好好写作业，你不是糊弄老师，你是在糊弄你自己！”从那儿以后，苏童开始关注一些语言上的用法，这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的“文字积累”。
读书让原本孤独的苏童交上了朋友
有一种说法，一个作家，写的再多，到最后还是会写回自己的童年。对苏童来说，童年，尤其是童年里的阅读带给他的不仅仅是表达上的积累，更有情感上的沉淀。
从一个最直观的细节来说——都说观察生活是作家的一种技能，苏童却认为是一种本能。比如他从小不爱说话，喜欢读书，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可以更敏感地接收一些信息。
苏童9岁的时候，得了一场肾炎，肾炎并不奇特，但它引发了一个奇特的并发症，变成了重病，这把他的家搞得一塌糊涂。苏童清楚地记得，无数个早晨，他的父亲用自行车驮着他，奔向儿童医院，看老中医，而他的很多同学则背着书包和他相向而去。
他休学了一年，变得“孤独”且“自卑”起来——苏童多数的时间都躺在病榻上，且不可食盐。他目之所及的风景，只有自家的天井、家门口的一条河以及河岸边的水泥厂。
为了保命，苏童半年没沾一粒盐，好几次他掂了筷子在盐罐边上犹豫徘徊，但他记得医生的警告——同街的另一个男孩也得了同样的病，因为没忍住嘴，老偷偷拿筷子在盐罐里沾盐吃，死了。
正是因为时刻充满对死亡的恐惧，10岁的苏童变得比同龄人多思、敏感。这段病中经历，也最终成了他未来写作中的一个影子。“这是我的一块根据地、一个出发点。我一动笔，一个孤苦伶仃的少年形象就会不由自主地在我脑中涌现。”
也就在那时候，苏童从报纸和书籍里找到了“人生的第一个朋友——文字”。他告诉记者，“我对文字的强烈兴趣，就是从这里开始。”
这分“友情”缘自一本半天时间就能读完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是苏童从隔壁邻居那里借来的。
“很多人认为塞林格是个三流或者二流作家，但我非常喜欢他。之后，我写了很多少年视角的小说，很大程度上都是受他‘点拨’。”苏童说。
当然，他也承认，或许正是童年这种“孤独”的遭遇，让他从《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面找到了自己，成了一种感情的发源和寄托。
在阅读之中发现创作的灵感
苏童的大学时期，恰逢“文学的梦幻时代”，给了苏童“释放”的平台。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班里四五十人，就有四十个学生写诗，“那是一个群体性的文学时代”。
苏童还记得，他有一个同学，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散文，于是，这个同学就成了全校学生羡慕、赶超的对象。
苏童也不例外。他一边阅读，一边“疯狂”地写作。然而，他所投出的稿件，经常收到令他不堪的回应——生活委员在食堂里当着同学们的面喊住他，递给他一个黑色牛皮纸的信封，和一沓厚厚的退稿信。
后来，为了不被本系的同学“耻笑”，苏童将创作的地方由中文系搬到了体育系，“因为体育系的自习教室人很少，他们又都是那种五大三粗的，没有人会去搞创作，所以我可以更加静心地去创作。”
两年过去了，就在苏童快要放弃时，他收到来自南京《青春》杂志社的一封薄薄的信，说他的《第八个是铜像》决定留用，并没说一定发表，但这已经让他兴奋不已。之后苏童又在同年发表了两篇小说，7篇诗歌，虽然依然会收到退稿，但这些早期的成名作也足以让他在同学中抬起头来。
不过，他也坦言，刚走上文学之路时，支撑他的热情的，仅仅是为了发表。一个作家未来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文学创作中，神圣、严肃的一面又是什么？他并没有思考过。
在那种文学氛围浓厚的大环境下，苏童称自己是一个坚持者，他也相信，在一个读书风气盛行、鼓励文学创作的年代，能跟得上潮流的坚持者就可以成为一名作家。
不过，为何苏童可以从阅读中汲取灵感而成为作家，其他人就不行呢？面对讲座中一些学生的提问，苏童先是换了种方式来表述这个问题：大多数年轻人经常感到阅读没有意义，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我读了好几本小说了，怎么写作还得不了高分”。
苏童并未给出十分严密的答案，但他谈了自己的一个感受：“在阅读之中发现灵感，一定要赶紧记下来，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一个此前所不知的知识点乃至逻辑、文学结构上的一个迸发。”
他还与在场大学生分享了这样一个想法——为了更多灵感的出现，还是离不开更多的读书。他说：“读书，尤其是青年时代的读书，或许不能解决你短期内的任何问题，比如思想迷茫、专业选择，等等，但在未来，却有可能创造一个连你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奇迹。而我，就是一个例子。”
本报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