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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代理海南省三亚市一农场83名职工相关农场经营权案子，被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两审均判败诉，上月底，59岁的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景一，带领职工到三亚市信访局门前跪访。对此，刘景一二十多年前的学生、浙江律师钟锦化在微博中亦称：我一直强烈反对因讨不到公平公正而动不动就下跪请愿的做法，这更不是一个法律人应该提倡的做法。（《南方都市报》1月20日）
指责刘景一的跪访是容易的：堂堂法学教授竟用如此反法治的方式表达诉求，这是多么“恶劣”的示范啊？连法学教授都不信仰法律，又怎么能引导普通民众树立起法治思维呢？固然，不被信仰的法律形同虚设，这样的道理哪怕一个普通的法律本科生都耳熟能详。可为什么法学教授也如此行事？
刘景一的“反法治行为”是在穷尽法律途径仍然维权无望后的无奈之举，他本人也非常清楚这样的行为和个体的尊严、自己的身份之间的冲突，但正如他本人所言，“在跪的那一刻内心也很挣扎，但想想，我个人膝下的黄金和83人的公平正义谁轻谁重，这种做法可能是让他们获救的唯一希望，如果不那么做，83人一分钱得不到。”
这其实不是刘景一一个人的尴尬，而是不少认认真真走完法律程序者共同的无奈。在去年广东“两会”上，当惠州市委书记黄业斌刚谈到要引导群众信法不信访时，同组的省人大代表林春涛当面向黄业斌反映了一个问题，并将有关信访材料交到黄业斌手上，林春涛的解释是，“我也是代表，实在没办法了，法律程序都走了。”
不管是法学教授的“下跪上访”，还是人大代表“两会现场上访”，悲哀的都不是当事人的身份，而是法律的权威。在一个文明社会中，究竟是法律最有权威还是权力最有权威，不是看纸面上的言辞，而是实际运作的逻辑。如果权力总是高于法律，那么法律甚至不被最该信仰它的人所信仰，就会成为一种看似相当尴尬却绝对符合实际理性的现象。
更悲哀的是，“有身份”的人不管其行为多么“不符合身份”，至少他们的诉求能表达出去，被更多的人看到和听到，起码不至于成为“沉没的声音”。可以想象，在艰辛的维权过程中，还有多少选择“下跪上访”的当事人，在长时间的“下跪”中，收获的还是诉求无从表达的尴尬和无奈？有多少人在走完所有法律程序之后，在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还能有机会向市委书记当面递交信访材料？
原本非常正常的维权行为，竟然需要那么多“附加条件”才能顺利表达出来，这该多么不正常。当维权越来越需要“比拼创意”时，说明我们的社会麻木感在与日俱增，对悲情的“免疫力”正在不断增强，这也意味着维权成功的概率越来越低。正如成功策划“农民工模拟外交部发言人讨薪视频”的奇姓男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的，“这事儿说起来挺悲哀的。黑锦和手里拿着判决书呢，那是什么，那是国家的法律啊，但是一直没有生效，你让这些人怎么办？这些人好多次都说想采取极端手段，但是这样的事社会上太多了，社会都麻木了。我做这行久了，点子真的越来越不好想，这是挺无奈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