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故里的百姓新政

    前西庄村民几乎没见过“那么大的阵仗”。

    村委会的院门口，六七辆中巴车排起长龙，敞亮的院子里站满了“市里来的人”。

    后来，村里人才弄清楚，这“大阵仗”是为检查村头那条曾“晴天土雨天泥”的老路是否已筑通修实。

    去年10月，曲阜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班子带着市直部门、乡镇主要负责人，一行90多人，用6天时间，跑遍了全市405个行政村，观摩开展了一年多的农村公路建设，逐村进行现场点评，对全市12个镇街晒成绩、排名次。前西庄这个曲阜东南角的村落，也未能“幸免”。

    “不能总去示范村，实际上越偏越远的地区，反而是问题越集中的地方。”在曲阜市委书记李长胜看来，“村村到”才能有“真收获”，这种接地气的方式，既能发现真问题，又可以作为转变干部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抓手。

    在曲阜，这样的“抓手”不止一个。除了“村村到”，市委常委会还开到了村头和企业，“第一书记”深入农村一线，市级领导干部担任信访局“第一局长”每天轮值接待群众上访……而贯穿这一系列制度的指导理念是：百姓至上、民生优先。

    “这不仅是领导干部做事情的精气神，更应该是对待群众的态度。” 曲阜市市长杨凤东说。

    而对以往少出机关大门的政府公职人员来说，他们最实际的感受是，变“踩高跷”为接地气，“比老坐在办公室里强太多了。”

    市委常委会开到村头和企业

    虽然汇报材料备得“挺厚”，但看到村里狭小的会议室挤满了“市里的领导”时，武怀祥仍不由得紧张起来。这个在曲阜市武家村小雪街道当了20多年的村支书，“从没想过”市委常委会能开到自家村头。

    拿着发言稿，武怀祥正要从头“开念”，就听曲阜市委书记李长胜提醒道，“别说空的、虚的，直接讲问题”。 

    武怀祥一愣，点头放下了发言稿。在随后的4个小时会议里，这份备好的讲话材料，也没能派上用场，可武家村眼前和长远的发展，却有了实实在在的“门道”。

    会上，村里的危房改造工作被市住建部门负责人“承包”下来，村内的道路建设“现场拍板”由市交运局的“一把手”接下……而最让武怀祥振奋的，是村子找到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打造生态文化示范村。

    武家村背靠九龙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因开采山石成为建材大村，很多村民那时就买上了小汽车。但随着封山育林政策的实施，石材厂陆续关停，村民收益大幅下滑，村子也一直没有明确的发展定位。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曲阜的许多村镇都面临和武家村同样的困局。为给武家村这样的中等村镇“谋生路”，曲阜启动了“百强示范村”创建活动。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示范村如何打造？李长胜想到了“解剖麻雀”：专题研究一个村镇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通过“解剖麻雀”的形式，为创建“百强示范村”提供样本。把“解剖麻雀”的地点选在村镇，更有另一番深意：在农村一线开市委常委会，领导带头转变作风，不仅更贴近实际解决问题，还能让基层干部群众参加，推动党务公开。

    今年春节后，曲阜市委常委会又开到了市里的两家企业。在曲阜天博公司召开的中共曲阜市委十三届五十二次常委会议上，列席会议的企业一线员工胡福伟得到了跟自己切身相关的好消息，会上确定交运局将公交线路进行调整，包括天博公司在内的17家企业员工上下班的交通问题被提上了日程。

    对市领导班子来说，把市委常委会开到企业，还有一个未曾预期的“大收获”：能够现场接受企业的“实践教育”，从而拓宽了市委领导班子看问题的视角。“就拿天博来说，这家公司现在跟两家国际500强企业都有合作，他们的招商和发展思路，给我们政府招商引资很大的启发”。李长胜说。

    “在市委办公室里闷在一起开会，很多问题都发现不了，下一步，我们打算把更多的市委常委会开到村头和企业。”曲阜市市长杨凤东说。

    “第一书记”的致富经

    如果说曲阜市委常委会开到村头和企业尚在起步和探索阶段，那“第一书记”制度则可以视为一项趋于成熟的干部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常态化机制。

    2011年2月以来，曲阜市选派了405名党政机关副科级以上实职党员干部到全市405个行政村(社区)任第一书记，同时村村选派1名大学生村官或优秀年轻干部担任村助理。第一书记每月至少要到村两次，并且只要不退休，不调到外县，就始终在同一个村里任第一书记，以方便为村里提供长效化服务。他们的姓名、职务和联系方式还以公示牌的形式被悬挂在村头，确保联系群众全方位。

    曲阜市科技局副局长、姚村镇化庄第一书记刘祥军现在去村里，老远就能听见村民冲他吆喝，“刘书记，到家里坐坐吧？”

    但一开始，村民迎面过来，“能跟我打个招呼就不错了”。刘祥军说。

    “以前村里也有挂职书记，但不是这种常态化的，我刚来时村民都认为跟上一个挂职没多久就离开的书记，没什么区别，也做不成啥事”。刘祥军回忆道，那时他专门去山东花生研究所为村里引来了新的花生品种，但一点都得不到村民的“青睐”。

    位于汉马河流域的姚村镇化庄，祖祖辈辈以种植花生为生，花生品种的改良和新种的引进，却一直滞后。

    农村家庭出身的刘祥军知道，“不出村便能发家致富”是农民眼中最大的实惠。成为村里的第一书记后，他第一个想到的致富法子就是引进新品种，增加花生亩产量。

    但是，好不容易引来新品种，刘祥军却发现，更难的还在后头。 “你说这个品种能增产，又没见到成果，俺们凭啥相信？”村民直白地反驳，让刘祥军碰了一鼻子灰。

    为了使村民相信新品种的“好”，刘祥军在村里辟了一块田，自己种起了花生。

    “第二年收成的时候，大家过来一看，就都服了”。刘祥军说。如今，村里的花生田已全部换成高产的新种，村民的年人均收入也从4380元增至9222元，经常有村民主动跟他“套近乎”，“刘书记，还有新种没？”

    不过，让刘祥军备感珍贵的是，在深入农村一线，跟老百姓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收获到难得的“真感情”，现在几天不去村里走走，心里就有些“空得慌”，“基层工作有苦有乐，但心里真踏实”。刘祥军说。

    “第一局长”公开接访

    除了“第一书记”，去年曲阜还有了“第一局长”。这项可以看成是“第一书记”制度延伸的新体制，直面的是一度被视为 “老大难”的信访工作。

    “第一局长”采取“1+2”模式，选派市级领导干部担任市信访局第一局长，带领一名市直部门正职、一名年轻机关干部到市信访局接访室，固定接访日期，轮流公开接访，并且首接负责，实行“接待来访直至问题解决的一站式工作模式”。

    “以前得追着领导协调各种问题，现在是领导主动去协调工作，很多上访情况一次就能解决，访民和信访部门省去不少麻烦。”曲阜市信访局副局长孔德泉说。

    今年春节，原本是59岁的山东农民工宋西成“最难的一个年”。年关将至，包工头还欠着他和其他20多人5万元的工钱。

    农历廿五，离除夕还有4天，老宋带着十几个弟兄从山东兖州赶到曲阜讨薪。在经历了工头卷款外逃、企业闭门不理的“冷遇”后，“被逼到份上”的宋西成打着讨薪横幅，走进了曲阜市信访局的大门。

    “其实没想到政府能把这事给解决了”，忆起当时，老宋仍有些不敢相信，甚至一天之内，在“那些领导”的协调下，他就拿到了被拖欠的5万元工钱。而那天，正好是除夕。

    “别的不说，大过年的，在信访局里看着政府领导到处打电话联系，凭这点就觉着真把我们的事当回事了。”老宋感叹道。

    至今，老宋也不知道“那些领导”的名字，但他记住了有个“第一局长”，“就是他帮俺解决的”。

    曲阜市委书记李长胜认为，“第一局长”不仅能为老百姓尽快解决问题，也让领导干部与群众零距离交流，看到普通百姓真实的生存状态，真正的去贴近民心。

    除了“1+2”第一局长制度，曲阜还开展了两次第一局长公开大接访活动，31位第一局长、46个部门主要负责人及12个镇街党（工）委书记全部参加了公开接访。这种“变上访为下访”的做法，带来的实际成效是，去年6月30日大接访时构成上访的案件有72起，而今年1月11日的大接访活动时，这个数字降至28起。

    在曲阜市2013年的信访工作规划中，确定在全市开展信访“零积案年”活动，力争到2013年年底，全市有合理诉求和实际困难的信访积案，结案率和结服率均达100％。无疑，“第一局长”给了曲阜这个“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