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全国人大代表朱良玉来北京打工20年了。他已经从一名普通的保安成长为北京保安服务总公司海淀分公司的总经理助理，每个月有5000元左右的固定工资，是公司里年轻保安的羡慕对象。可就是这样，朱良玉依然觉得自己在漂泊、流浪，“离进城还有一定距离”。
朱良玉的这种感受，在2.6亿名农民工中很普遍。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能否享受到城市的阳光？如何为他们进城后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3月13日，朱良玉和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郗杰英做客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搜狐网联合举办的访谈，就这一话题进行探讨。
朱良玉介绍，截至去年年底，全国保安已达430多万人。这些人每月工资在1500～2000元之间，80%的人没有保险，80%的人住在地下室，一旦生病，得不到保障。朱良玉的一个老乡在北京某物业公司工作，得了白血病后因为公司没有给他上保险，只能回家治疗，效果很不理想。
“农民工进城后有很多困惑，比如孩子上学的问题、家里老人的问题、待遇问题、住宿问题、医疗问题……有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朱良玉说。他对另一位农民工代表刘丽说的一句话感触很深：“农民工在大城市里打工，干的是工人的工作，过的是流浪汉的生活。”
此外，41岁的朱良玉还注意到，和当年的自己相比，如今到城里打工的年轻人已经很不一样了。那时，他“拿着一个铺盖走天下，两眼一睁干到熄灯”。而现在的进城务工青年大多是80后、90后，他们有自己的诉求，想学到技术，寻找发展空间。
“如何能让农民工享受到公平待遇，流行话语中说得最多的是‘条件、有序、渐进’，我们理解大城市外来人口涌入带来的城市病，然而这些词语不应该意味着改革迟缓。我们理解每一项改变都需要时间，但希望看到具体可行的路径。”朱良玉说。
作为学者，郗杰英长期关注着这一群体。在他看来，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他们是到城里来寻找理想的，是最终想做城里人的。“他们的流动很多是不可逆的，并不是说赚完钱就回到农村去，他们对农村也不熟悉，有的连农活都没做过。”
在他看来，如果解决不好这个群体所面临的问题，会形成很严重的历史包袱。
“他们已经是城市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社会保障、社会公共福利均等化应该把这些人也算在内。这不应该是‘额外’的事。”郗杰英说。他曾经写过两份提案，呼吁农民工子女接受平等的教育，呼吁农民工到城里打工后能解决同工同酬的问题。
郗杰英曾看到一位专家做过的测算分析，按现在城市的生活消费水平，一个农民工想要真正地变成市民，只靠他的打工收入，需要30年。“最重要的是创造制度环境。”他说，让农民工兄弟姐妹能够“工作有岗位，社会有保障，做人有尊严，未来有希望”。
郗杰英认为，保障房、廉租房应该把为城市做出贡献的农民工也包括在内。同时，子女教育也是农民工群体关心的问题。他记得，曾有一位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参加研讨会，她对郗杰英说，我自己苦一点没关系，可现在孩子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升初中。提起这件事，她忍不住直掉眼泪。
对于这个问题，朱良玉也深有感触。他的孩子出生在北京，正读初一，他希望孩子初三时，异地高考政策能切实推进，这样孩子就不用回老家念书了。
在十八大报告里，朱良玉找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他注意到“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这句话的表述中，没有“义务”两个字，他觉得这或许意味着学前教育和高中、高等教育的大门，都会向农民工子女平等敞开。
他还注意到，两会期间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说，公安部将推动中等城市进一步降低落户门槛，有序放开落户；小城市和小城镇放开落户限制；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进一步完善落户政策。这让他看到了更积极、更具体的希望。
郗杰英则注意到十八大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推动中小城市发展。“我们要把中小城市发展起来，使这些城市也能够容纳外来务工人员在那里安居乐业，让他们就地、就近城镇化。”
同时，他也呼吁住在城市里的人改变观念。他注意到，长达30多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里人很多“理所当然”的想法。比如在一些农民工子女多的公立学校，很多城里孩子就转学了。“国家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观念的现代化，应该同步。”他说。
至今，朱良玉还记得，自己初到北京时，觉得这是个传奇的地方。那时，他以为当保安就是当警察，如果能穿着制服衣锦回乡，那会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可当他发现这份工作不仅辛苦、赚钱少，还要被业主骂“臭保安的，牛什么牛”时，差点儿就不想干了。
就在这个念头冒出后不久，一天凌晨两点钟，朱良玉下夜班回家，走着走着，觉得身后有人一直在跟着他。朱良玉回头一看，原来是个北京的大姐。
“大姐，你干吗跟着我？”朱良玉问。“我看你穿着保安服，我有安全感。”她说。
这件事被朱良玉反复说了好几次。他说，自己在那一刻体会到被需要的感觉，他挺起了胸膛。
本报与搜狐独家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