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冷板凳空了

    张晖（1977.11-2013.3)杰出青年学者，上海崇明人。

    在学者张晖埋首古籍、读书写作的间隙，他常常会望见窗外那座十三层的八角形砖塔。那是明代万历四年兴建的塔。昔时，砖塔檐角下挂着3000多枚风铃，微风拂过，清脆之声遍及四方人家。但当张晖从住所望去，风铃早已不见踪影。

    在新书《无声无光集》的序言中，36岁的张晖提到了这座“无声无光”的石塔，并感谢书中有声有光的人文世界，伴他度过无声无光的日日夜夜。

    这是他一生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他甚至没来得及将成书赠送给师友。2013年3月15日，因患脑出血和急性白血病，这位青年学者在北京逝世，留下了妻儿、年迈的双亲，未还清的房贷，还有不知其数的资料与文稿。

    张晖是中国社科院年轻的副研究员，但他已出版过《龙榆生先生年谱》、《中国“诗史”传统》、《清词的传承与开拓》等5本专著，还有着已经排列到2015年的工作计划。他曾在南京大学读了7年的文史，之后又在香港科技大学与台湾中研院做博士与博士后研究，因此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少见地有着贯通西学的眼光”。而他又极为用功，在去世前半个月的某天，他数了数自己手头，竟同时进行着8项工作。

    “他的眼光比同龄人开阔。”张晖在社科院的同事王达敏这样形容他，“他的未来不可限量。”

    张晖长得颇为敦实，方脸浓眉，金属边的眼镜朴实地架在鼻梁上。年轻时他很瘦，有同学觉得看着像香港演员陈豪。平日里，他低调寡言，礼貌谦逊，被文学所里的年轻女同事形容为她们的理想结婚对象。

    但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一个喜欢畅谈文史、理想与抱负的人。聊到兴起时，他神采飞扬，能滔滔不绝地说到凌晨四五点。

    张晖的高中好友维舟相信，在沉稳的外表下，他有着“犹如岩浆一般藏于内心的深情”。维舟还记得高考前，班上女同学说，选历史是因为考试容易，张晖听了，连连摇头，那时他已经极爱文史。

    不止一个人说，如果老天再给十年，张晖原本可以是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最优秀的学者之一。

    在同学的记忆中，沉静的张晖也会流露孩童般的天然痴气。他爱喝可乐，爱吃美食，跟孩子玩得好。在中学里生病，他会在托同学带饭的单子上指名要杏仁和话梅；在香港读博时，满记甜品和西贡的海鲜大餐让他感叹“好吃得快要哭了”。 

    直到在医院见到了张晖的父母，蒋寅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位气质文雅的同事，来自一个地道的农村家庭。张晖成长于上海的崇明岛，在高考之前，父亲对他说：“你要是考中文系、历史系，那我们栽培你多年的钱也都扔进冷水缸里了”。但老人家最终还是被儿子说服了：在冷门上做出成就，比在热门上庸碌无为要好。

    后来，张晖曾对维舟提及，在香港最令他感动的一点是，在那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很多读文史类博士的人，都是“绝了别的念头才来读的”。

    说起来，自高一那年的春天起，文史就成了张晖的挚爱。在崇明岛的十八里乡下，语文老师将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误讲成金兵南下遇到史可法。但即便如此，张晖还是贪婪地阅读所有他能找到的文学典籍。他开始研读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篇》，被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所打动，并寻找各种红学著作。此外，还与同学维舟一起搜罗各种诗词书，一字字复原平仄，试着填词作诗。为了读书，他们翻遍了县图书馆与学校的图书室。

    对图书的热爱与搜寻后来成为一种习惯，贯穿了张晖的学术生涯。将他引进社科院的蒋寅对这位后辈搜集资料的能力印象甚深，形容他“到哪儿都留意，哪里有图书”。另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许多学界的前辈都认识张晖，他与很多老辈文化人的后代都保持着联系。

    去世前，张晖还在写他计划中“南明三部曲”的第一部《帝国的流亡》。书中主要描述了在南明小朝廷中，面对天崩地裂的转变，大量的知识分子最后的坚守与挣扎——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下，文人如何坚持信仰、实践理想：有人自杀殉国，有人投降，也有人陷于绝望，遁入禅门，或是成为满清土地上的前朝遗民。他常常一写就连着几个通宵。

    直到去世，张晖也不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3月14日早上，他起床后觉得“浑身疼”，到了下午突然昏迷，晚上6点多被送到医院后，他还是自己走进去的，不久之后就瘫软了下去，妻子呼唤他的名字，而张晖只是虚弱地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好友维舟曾问张晖：“花这么大精力，如狮子搏兔，可有多少人会认可、珍视？”但张晖回答他：“冷板凳总要有人去坐。”

    “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他说。

    在张晖弥留之际，蒋寅甚至一度后悔起了将他引领进社科院，令他带着总也升不高的薪资与职称在北京城中辛苦地谋生。早在张晖在南大读书的时候，他就听说过这个年轻学子的姓名。“他属于特别少年有成的那种人，在本科时代就能出书，是极其罕见的，吴小如先生说过，博士生论文也未必能达到那样的水平”。

    曾几何时，博士毕业后的张晖来京求职，手中握着人民大学文学院的聘用书，而蒋寅力劝张晖到工资微薄的社科院文学所工作。那时蒋寅相信，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在这里做学问，对这位自小以学术为志向的学人而言，都是最好的选择。说到这里他声音突然一低：“只是我也没有想到，最后会是这样的结果。”

    有一次，语言学家张振兴也惊诧于文学所的清苦，老先生当时问张晖：“你也可以写小说补贴收入嘛，写小说谁不会？”

    结果张晖笑了起来，说：“我就是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