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三十年 剪不断的情缘-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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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4月27日 星期六
中青在线

绵延三十年 剪不断的情缘

本报记者 崔丽 庄庆鸿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4月27日   04 版)

    金牌读者齐聚一堂 本报记者 陈剑摄

    “海运仓2号”是付勇从高中起就牢记的地址。而今,作为山东省聊城监狱教育改造科科长的他,才第一次踏足这里。

    “欢迎读者朋友、报道对象回家!”4月26日,中国青年报社门口挂着鲜艳的大红条幅,六楼礼堂高朋满座。在中国青年报创刊日的前一天,中国青年报把金牌读者作为“上上宾”请回了家。

    “她”不仅仅是一份报纸。60多年来,中国青年报与时代同行,为理想高歌,几乎影响了每一代人。金牌读者身上,有着与“她”绵延几十年的故事。在他们心中,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结:我们是读着中国青年报长大的!

    著名教育学家李镇西,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1977届大学生。“我的整个中小学刚好和文革10年重叠,我就是‘谢慧敏’——刘心武成名作《班主任》中一个深受极‘左’路线毒害的中学生”。

    在他眼中,复刊的中国青年报是当时“最强劲最耀眼的光源”之一。当时的报道让他感受到了“一个民族正在苏醒的脉搏”。

    谈起当年的经典报道,他如数家珍:“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天安门事件”平反、伤痕文学的轰动、朦胧诗的崛起、陈景润与歌德巴赫猜想、科学的春天、中国女排扬威世界、中美建交……“这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几乎都是通过中国青年报而激动着我年轻的心”。

    1979年春天,一份中国青年报让李镇西流下了眼泪。因为那张报纸刊登了整整一版张志新的事迹。

    “我思想上所受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感谢中国青年报把思想的光芒投射进了我的心灵,正是1979年,我和中国绝大多数谢慧敏式的青年一样,思想解放的潮水终于冲破了闸门。”李镇西说。

    在这些金牌读者眼中,是中国青年报引领了他们的青春岁月。50岁的中国石油海南销售公司党群处处长凌须斌,上世纪90年代在青海油田工作时,就亲眼目睹了一次中国青年报的“时代引领”。

    当时本报记者前往青海报道“当代青年榜样”秦文贵,文字记者是孙凯、张建伟,摄影记者是解海龙。前去采访的媒体不少,但只有中青报“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待了一个月。张建伟一天采访十几个小时,录音磁带都用光了,凌须斌不停帮他找空白磁带。

    凌须斌全程陪同,亲眼目睹他们对秦文贵人物报道的写作讨论:“到底这个人物怎么才能立足于整个时代?”他们跳出“就艰苦说艰苦”的套路,思路开风气之先——雷锋是“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榜样,张海迪是“自强不息”的时代楷模,秦文贵则是“知识报国”的时代先锋。

    “当时我就想,中青报的思考高度果然不一般!”时隔20多年,凌须斌回忆起来依然激动不已。  

    对付勇来说,回到海运仓2号的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他家里,至今珍藏着4本发黄的中国青年报“手抄本”。 

    上世纪80年代初,还是高中生的他,在作业本上写下了四个稚嫩的字:“文学大观”。这一写,“手抄中青报”生涯就持续了20多年。他读警校时,第二个中青报“手抄本”诞生了,用的是当时流行的塑料皮笔记本。第三个“手抄本”也是同样材质,记录的是社会矛盾复杂化的90年代。进入21世纪,他的摘抄和剪贴没有停止,2005年5月5日,第四个 “手抄本”《时事·事实·观点》诞生。

    读中国青年报,也赋予他人生的力量。那是1985年4月16日本报刊登的《来呀,我们拉犁——写给开拓者》一文:“我们拱着腰/任所有的力鼓起壮阔的胸肌/让一座座大山在肩头耸立——历史在这里延续,未来在这里孕育……”这首诗,给了高考首战失利的付勇以力量。

    凌须斌读中国青年报30多年了。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上高中起一直延续至今。“当时,班里来了中国青年报,同学们都抢着看”。

    凌须斌上大学时,中青报的“新期刊”、“小辣椒”栏目风靡一时。凌须斌兴奋地回忆:全班周末出动,骑上几公里的自行车到市里报摊买报,“晚了就没了!”

    头发花白的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所所长潘璠,在31年前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报是他每天到图书馆的首选。

    “中国青年,当然要看中国青年报嘛。”56多岁的潘璠说起话来,仍有着青年的激情。

    与中青报结缘,还让潘璠有了另一种收获。“现在社会问题复杂,统计的专业性又很强,统计局有时成为众矢之的。”潘璠解析CPI、PPI的文章在本报发表,引起广泛关注,读者中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甚至有谩骂的声音。潘璠笑言:“我喜欢听到不同声音,可以增强对一个问题的理解,毕竟我们已进入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读中青报,这样的感觉尤其强烈。”潘璠感慨道。 

    金牌读者衷情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也被金牌读者改变着。

    1986年6月,中国青年报收到一封寄自农村的信。信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5月份的报纸差错和语法错误”。这封信来自辽宁农民魏文祥。

    他压根儿没想到,“挑刺儿”竟然很快得到了编辑的回应。“信中肯定了我的做法,叮嘱我要继续努力,多给报纸提意见。”1995年5月的“读者调查问卷”活动中,他的评报问卷获得了特别奖。

    如今,读报39年的魏文祥,是辽宁朝阳市肖家村党总支副书记。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本报读者调查中心的“特约评报员”。他每个月接受电话调查,包括本月最吸引人的栏目、最有价值的文章和不足之处。“我评报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直言不讳,从不吹捧奉迎,也不照搬照抄。好就是好,不好不能硬去说好,需要改正的就毫不客气地提出来”。

    中国青年报的编辑和记者尤其珍视这种批评,“因为这是一种更真实、更厚重的爱”。

    在凌须斌眼里,60多岁的中国青年报“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思想、创新的精神和独特的风格”。“虽然时代变了,但对社会的担当、敢于说话的勇气依然存在。”《吕祖善当博物馆讲解员该奖该弹》、《被抽过筋的环保法怎么硬起来》,这样的文章都可圈可点。

    潘璠认为,在“敢讲”的同时,中国青年报难能可贵的是一直坚持理性。“现在的时代,敢发声的媒体也不少。但在强大的民意面前,中青报的评论、报道都不随波逐流,能挺直腰杆。”

    版面栏目在变,报纸的“年轻”没变。“看中青报,接受新的信息、新的理念,真没有变老的感觉。”潘璠说。

    “今天,中国青年报仍然在用她精湛的新闻专业理想追求、锐利的新闻捕捉和深刻的解读引领着新闻传播业。”陈昌凤教授说。

    “理情、思辨、新锐”的中国青年报气质,正在感染着年轻的80后、90后读者。

    现在,凌须斌和高二的儿子一起读报。“网络时代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和方式。没料到的是,读中国青年报却是我和儿子为数不多的共同爱好,也是谈论最多的共同话题”。

    付勇的孩子上高二。他白天工作忙,晚上带中国青年报回家,推荐给儿子看。“在我们家,晚上9点半就关电视了,9点半到10点半是纸媒时间,雷打不动。”付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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