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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北京天安门上空乌云密布。当天，北京以38摄氏度刷新最高气温纪录，成为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下午又遭遇雷雨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昌平、延庆、平谷等地短时大风达10级。
CFP供图
当中国南方地区还在为“火炉”城市排名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时，北方大部分城市正严阵以待暴雨来袭。
“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都是北方的雨季。”中央气象台领班预报员陈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这段被称为“七下八上”的日子里，无论是气象学者还是城市管理者都密切关注暴雨来临的蛛丝马迹。对于干旱少雨的北方来说，即使来一场在南方看来很普通的降水，也可能酿成惨剧。
早在7月初，北京就开始全城神经紧绷。人们难以忘记，就在去年的7月21日，一场特大暴雨导致首都160.2万人受灾，造成经济损失116.4亿元。灾难过后，“市政府紧急拨款给市排水集团”，购买了10台叫做“龙吸水”的先进吸水设备；在当时受灾严重的房山区的一个防汛物资库，一辆水陆两用越野车随时待命，这个排气管高高在上、外形像坦克的大家伙可以随时冲入积水区腹地，将救护人员和救灾物资及时送达。
但这很可能是虚惊一场。北京市气象台台长乔林就爱莫能助地表示，对于是否出现降雨，我国目前的预报准确率已经达到80%，但对于其中的暴雨预报，准确率一下子滑落至20%。多位气象学家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坦言，“暴雨研究，特别是北方暴雨研究，还有不小的空间”。
如果从防止突发性灾害的角度来讲，在北方应该研究暴雨，在南方应该研究寒潮
7月8日，主汛期还没有到来，敌人来袭的警报就在北京市拉响。 “8日夜间到10日，本市连续有强降雨局地暴雨，建议错峰上下班（学）……”当天傍晚，北京的手机用户陆续接到这样一条短信。
为了应对这场“水气条件与‘7·21’相当，只是冷空气相对较弱”的大雨，这座城市武装到了牙齿。防汛部门开始加强值守，“随时迎战强降雨”。市交管部门启动了预警方案，“全力保障交通畅通”。全市111个消防中队也已经做好设备检查，确保浮艇泵、手抬泵等防汛设备“全部完整好用”。一台“龙吸水”早早地停放在去年积水严重的广渠门桥下。就连街头散步的大妈，都“买足了两天的菜了”。
“前哨”位置的气象部门更是时刻关注着每个细节的变化。“对待暴雨，不管什么应对措施，都要基于准确的预报。”曾经担任中国气象科学院院长的倪允琪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但这是个世界性难题。”
曾经在北京市气象局工作的吴正华研究员解释，暴雨指的是24小时内降水量超过50毫米的强降水过程。一般来说，造成暴雨的是覆盖范围达数十公里的一块云，但这块云所在的雨区可能蔓延上百公里，因此“真正的暴雨落在哪一点都不一定，要看云往哪里走”。吴正华还记得，有一年北京“天安门地区一小时下了70毫米，海淀区却滴雨未下”。
虽然监测手段从地面的观测站，到雷达、计算机，甚至是飞机、卫星，几乎无处不覆盖，要准确预测这片天边飘过的一朵云走向何处，气象部门依然束手无策。
最终，7月9日这天，如临大敌的北京人民迎来了一场平均降水量不足10毫米的小雨。
对于这记乌龙球，气象学家反而觉得庆幸，毕竟，北方暴雨带来的危害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吴正华告诉记者，暴雨在北方被分为华北暴雨、西北暴雨和东北暴雨，各自有不同的特点。北京所在的华北地区，尽管暴雨过程少，但是一旦发生，强度甚至比南方还大。“7·21”特大暴雨中，北京24小时的降雨量极值为541毫米，在这一数字面前，一向潮湿多雨的长江流域的城市都自叹不如。
在干旱且山地较多的西北，暴雨虽然雨量不大，但是往往有更为严重的后果。
1981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下了一场暴雨，虽然降水量只有73毫米，但是对于这个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小城来说，“差不多是一天把4年的总雨量都下完了，导致若羌县城变成一个孤岛，对外交通全部断绝”。
几十年来，在北方的土地上，若羌的悲剧在不断地上演。截止2013年7月27日，由于暴雨而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已经造成甘肃省天水市21人遇难5人失踪；7月初以来持续强降雨使延安13个县区严重受灾。受灾人口102.9万人次，因灾死亡42人；7月25日至27日的暴雨造成山东省248.13万人受灾……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告诉记者，虽然暴雨预报准确率普遍不高，但相比持续时间较长的南方区域性暴雨过程，暴雨在北方因为“局地性比较强，而且受地形影响比较大，发生频率比较少”，预报难度更大。
“如果从防止突发性灾害的角度来讲，在北方应该研究暴雨，在南方应该研究寒潮。”至今，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吴正华依然记得，读书时老师再三强调过的一句话。
现在往往是先有灾害，引起了政府的重视，科学家才感觉到一定的压力去做
不过，如此重要的北方暴雨预报研究，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
对于倪允琪来说，和暴雨的第一次交锋，始于1998年。那一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刚刚起步。在“国务院专门要求对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开展研究工作”的大背景下，倪允琪申报的“我国重大天气灾害形成机理与预测”成为第一批获批的十五个项目之一。时至今日，他正在参与第三个“973计划”，“研究范围主要在南方，没有涉及北方”。
“在973项目这样的计划中，没有一个研究华北暴雨，研究北方暴雨的也没有。”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高守亭研究员指出。
一位业内人士承认，在目前的气象学研究中，“往往是先有灾害，引起了政府的重视，科学家才感觉到一定的压力去做”。
事实上，针对北方暴雨，特别是华北暴雨的预报研究，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1935年，科学家竺可桢提出，“雨量变率”越大，这一地区发生的旱涝灾害越严重。根据这个用来表示降水量变动程度的统计学概念，华北地区这一数值在25%左右，比东北、华东、华南等地区都要大。据此，竺可桢分析当时的华北旱荒频起，正是雨量变率过大所致。
这一观点也成为北方暴雨、尤其是华北暴雨研究的起点。40年后，一场被气象学界称为“北京会战”的会议在中国气象局召开。这是一场专门针对北方暴雨的研讨会。那一年的8月4日到8日，一场出人意料的强降雨突袭河南驻马店地区。在这个后来被称为“75·8”特大暴雨中，24小时最大降水量达到1060毫米。大量持续的降水造成几个水库的垮坝。根据官方数据，这场震惊中外的灾难造成1100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亡。
“这场大暴雨来了我们都感觉很内疚，都感觉有这个责任要搞清楚这个东西。”作为“会战”参与者，吴正华回忆。
“北京会战”结束后第二年，来自北方14个省份的50多名科学家又在南京空军气象学院集合。这场“南京会战”专门研究的是“75·8”特大暴雨成因。此后，战场又转移至事发地河南，在省会郑州，气象学家们专门讨论暴雨的预报问题。
三次会战后，著名气象学家谢义炳带领的多名科研人员，组成了一支叫做“北方暴雨协作组”的“特种部队”，专门阻击这个给北方各地带来巨大损失的敌人。
但是，在这个持续至80年代末的研究队伍撤离战场后，并没有一支“正规军”接过这面大旗。
在吴正华看来，目前包括华北暴雨在内的整个北方暴雨的研究，“都是分散的小个体研究，不成系统”。
南方暴雨的预报研究展现出另外一种情景。“在前两个973项目里，我们一共写了14本专著、1200篇论文，其中SCI论文就300篇。”倪允琪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展示，在一米多宽的书柜里，这些专著几乎占满整整一格。
但他还记得，1999年，当第一个项目开始实施时，全国能够精细观测云层变化的多普勒雷达只有一台，后来，依靠“与军工企业合作”，项目组才又建起了3台。“没有项目支撑根本做不了”，倪允琪介绍，一台国产的多普勒雷达造价大约为七八百万元。
而高守亭虽然从1995年就被评为研究员，但到现在为止，这位以华北暴雨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手下，和他一样研究华北暴雨的只有两三个人。
大气物理研究所的成果，气象局不一定用，这里边是有脱节的
作为中国暴雨专家陶诗言的学生，高守亭很早就开始研究华北暴雨，但第一个由他主持的规模较大的华北暴雨研究项目是在2000年。那一年，他已经55岁了。
“对华北暴雨研究促进比较大的，一个是河南‘75·8’特大暴雨，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奥运会。”高守亭回忆。奥运会相关的准备工作从2000年开始，当时要求天气预报精细化，“具体到场馆区有没有雨”。高守亭就承担了一项名为“北京市夏季异常天气预测及应急措施研究”的项目。而“集合动力因子”预报方法是他在介绍项目时提到最多的一个名词。
在目前的数值预报模式中，计算机虽然考虑到了大气运动的很多方面，但对大气的垂直运动，它只是看起来尽职尽责的算出来，而不能和其他的大气运动结合起来进行预报。这种垂直运动，实际对降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集合动力因子”预报方法就弥补了这一缺陷。据高守亭介绍，目前，这套预测方法在包括上海、贵州、陕西、山西等多个省市都在使用。但对于每个省市的使用情况，这个发明人并不完全了解。
“大气物理研究所做出的成果，气象局不一定用，这里边是有脱节的，”高守亭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很多预报员不是学习型预报员，而是经验型预报员，他看惯了哪套系统，就不愿意用其他系统了。”
为了完善这项预报方法，高守亭用了两个项目的支撑。2005年，他又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重大项目“华北强降水（暴雨）天气系统的动力过程和预测方法的研究”。有记者通过查阅资料发现，这是在国家层面支持的仅有的华北暴雨研究项目。
“人们往往考虑哪个项目好拿一些。”高守亭向记者分析，要把项目拿到手，首先要把立项依据写充分。而在六七十年代以后就“一直比较干旱”的华北，暴雨并不是一个最容易找到立项依据的课题。
“如今人们都开始研究城市群，城市变化对天气的影响，”高守亭告诉记者，“气象学研究中还存在一种现象，哪里出现了灾害投入就加强了一些。”
在2008年结束了华北暴雨的重点项目之后，这位学者转而研究贵州的冻雨，“因为那一年南方的冰雪灾害”。在他今后的研究计划中，内蒙古的暴雪又成了重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