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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婷很久都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当摊贩？
这位首都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刚从北京白石桥家乐福超市出来，就看到一个城管把一个小贩的摊位没收了，小贩哭爹喊娘还是没能阻止这场冲突。对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的刘一婷来说，这样的场景给她留足了思考的空间，她想搞清楚为什么。
接着，她和自己的团队耗时1年半，在海淀区找到18位流动摊贩并跟踪持续观察，写就一篇名为《游动的生存，不游动的生活》的报告，放在挑战杯决赛现场。
夏俊峰，如今已成为小商小贩和城管发生冲突的代名词，在其刚刚成为舆论热点时，刘一婷和自己的团队还在试图回答他为什么会选择做小贩。很快，她的团队就发现，像夏在内的这些老家通常在农村、年龄在40岁左右、大多是小学学历或者文盲的商贩，其生存之困难远非她们这些城市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所能想象——
“现在种地挣不了几个钱了。”那些手机贴膜的、卖耳机的、卖水果的、卖食品的、卖瓷器的、卖袜子的、卖伞的、卖书以及其他杂货的小贩告诉她，仅凭在农村的生产经验和一身力气是无法在大城市谋取一份稳定体面、收入适宜的工作的，寻找到一份养活家庭、又可胜任的工作成了问题，简单易行、成本较低的摆摊生意自然成了满足他们要求的首要选择。
其背后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第一次全面、彻底地卷入了市场经济的潮流中：落后的小农生产被大规模的机械化大生产所排挤，农民在起初的几年里还能勉强养活自己，越到后来越无法通过种地来维持生计，用其中一位小贩的话说，“在城里捡破烂都比在老家赚得多。”
相比这个理由，刘一婷在那些年龄偏小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发现另一个相对务虚的理由——“游动”可以被看作是“不稳定”，但同样也会被认为是 “自由”。作为摊主，摆摊时间、所售货物类型、摆摊地点等都是由摊贩自己决定的，他们是“自己雇佣自己”。
调查期间，他们正好赶上“创建文明海淀”的活动，公安、城管和街道办事处联合行动。一时间，对流动摊贩的打击力度进一步加大，很多小贩只有在城管下班之后才敢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城管的行为的确严重损害了摊贩的利益。回想起自己被城管追赶或没收了东西的情景，有的商贩就表示：城管是一群可恨的人。
但出乎刘一婷意料的是，在谈到城管工作是为了维持公共市容的问题时，大部分摊贩表示理解。他们能体谅城管的工作难处，知道占用公共通道摆摊是不合法的，“他们（城管）也不容易，不过没办法，我们总得吃饭啊。”
更为有趣的是，在刘一婷的观察中，这种“体谅”是相互的，一些城管也能理解小贩生活的艰辛，往往会在还没有到达小贩摆摊聚集地之前，就远远地打开警车指示灯，以提前提醒流动摊贩他们的到来，给摊贩们收拾货物离开的时间。对于老幼病残等弱势群体，城管态度甚至是温和、迁就的。
城管和摊贩之间关系十分微妙，到了一种“妥协后相互谅解”的地步，这让包括刘一婷在内的四位调查者很感慨。他们在结论部分也并未停留在政府要转管理为服务的政策建议上，而是另辟蹊径，通过对城管、商贩当事双方群体的共同关注，给出人性层面上的呐喊：他们渴求的不过是“过上好日子”，而城市对他们的态度是“堵”，像对待违禁物品一样围堵“摊贩”这群活生生的人，只会让他们活的没有尊严，何谈“生活”？
本报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