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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午后的阳光从小区3层的窗子斜照进屋内，纤尘不染的茶几上，整齐地摆放着几个网球和一些照片。为了展示这些“宝贝”，几天前刚刚过完90岁大寿的岑乐衍，已经在这间宽敞的屋子里来回“小跑”了几趟，“这些照片是我在现场拍的网球明星”、“这是我捡到的马拉科娃签名的球，你晓得她吗？她是俄罗斯的。”尽管在北京生活了半辈子，岑乐衍的口音还是让人立刻就能听出上海味儿，“口音改不了喽，就像70年前在上海学会打网球，现在也停不下来。”
上世纪40年代，上海星加坡路（今余姚路）和胶州路交叉处的胶州公园，依然鲜活在很多老上海人的记忆里。这座位于公共租界的公园是市民的主要运动场所，那里有大片的草地，还设有露天看台。当时就读于麦伦中学（教会学校）的岑乐衍只有20岁，因为学校离胶州公园很近，所以公园的草地网球场成了他最早以球会友的地方。据岑乐衍回忆，当时的很多“网友”都是华侨子女，有极少数是教会学校的学生，“那时，网球是非常高贵的运动，有钱有身份的人才能打。”
岑乐衍家庭条件较好，父亲是一名大学生，“我想，他是会打网球的，所以才给我留下了一个网球拍。木质架子，网用4个螺丝钉夹好，一打就会动，时间长了要歪的，打完以后要拿出来。”即便这样，这个拍子也陪了他10多年，“那会儿，只要有球有拍，靠朋友的关系蹭蹭场地也花不了太多的钱。”
后来，岑乐衍选择了沪江大学化学系，由于学校处于南京路繁华区，最后一年迁址后学校才有了网球场，他年轻时期的网球梦从此断断续续。但在他靠回忆复原的旧上海中，网球在上世纪30年代成为上海租界最时髦的运动。据了解，1935年的上海，到公园打网球的人占整个夏季入园运动人数的一半。
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全国性的网球比赛一度停办。这让1956年举家“建设北京”的岑乐衍，在以后的十几年中很难找到一块适合的球场，“当时在纺织科学研究院搞科研，单位在北京东郊那边，没有网球场，也没有网球信息。”而正如中国很多行业的历史在这里会自然“留白”一样，1966年往后的10年，“小资情调”的网球让岑乐衍不得不敬而远之，“可能会有人因此被牵连，我没有过”。
同样，中国网球运动飞速发展的引擎也是改革开放，甚至在业内研究的范本里，中国网球发展史的视域也主要停留在这30几年间。“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有很多涉外网球场，但对内开放的是几年后才有的，现在更不得了，像龙潭公园旁边的私人球场，价格很贵的。” 1987年，岑乐衍退居二线，因为地坛公园附近的老年活动中心网球场“只要两块钱打一次”，已经年过六旬的岑乐衍开始“集中打球”，至今“不轻易间断”。后来，他有了一支女儿从香港带给他的球拍，“刚改革开放时，外国的东西引进很少，只有国内生产的网球拍，我买过，但质量不灵，更别说专业的衣服和鞋子了，不像现在，满街的国外品牌。”
“100块1年的会费，在那个年代也算不得便宜。”当时岑乐衍家住东大桥附近，他常常骑半个小时自行车去活动中心打球，但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在场边“排队”，“二三十人打球，只能轮流打。”但正是排队，让他结识了不少当时的“网友”，“在那里打球也要讲条件，退休的要处级以上干部才能申请进去”。
但好景不长，几年后，活动中心要重新修葺，岑乐衍和老球友们只能在北京体育馆、北京工业大学和天坛公园等地“漂”着打球。2005年，十多个人还凑钱在天坛公园旁的网球场花两万元包了一张年卡，一周打两次，但“一年后涨价了，人就散了”。岑乐衍只好去北工大打球，一直从“看我是老年人优待我不要钱”，打到“新来的都不认得我了，要30元1小时”，最终，岑乐衍只能跟着球友去“外面空地上，拉条线凑合打”，或者用家里那台总积分超过1000分的Wii体感游戏机替代。
在中国网球史上，1993年是初步职业化的开端，在岑乐衍70年的网球记忆中，各种细节一直在改变。从泥土地、水泥地到塑胶地，从原来“要换好衣服裹着大衣去打球”，到现在“浴室、更衣间都有”，从20岁“随便穿着夏天的衣服就去了”，到耄耋时“全套装备都是国外品牌”，但最明显的变化不过发生在这十几年，“和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好成绩有关”。
2004年李婷孙甜甜问鼎雅典奥运会女双冠军后，郑洁、晏紫和李娜等“中国金花”凭借逐步提高的战绩不断吸引公众对网球的关注。岑乐衍也把目光从桑普拉斯、张德培和阿加西转移到中国球员身上，“李娜虽然年纪大了，但她打的球都在底线上，那么好的技术，让她从二十几位上升到五六位并非偶然。”但在世界网坛，“我最喜欢的还是小德。”不过，岑乐衍强调，是上海大师赛和中网让他喜欢上德约科维奇的。
“这几年，北京和上海的网球场地和接待水平很高了，明星也愿意来，我在现场发现小组赛观众很多，北京比上海观众多，主要是年轻人和小孩，像我这样的老年人比较少。”他脸上露出一丝得意，“但票还是很贵，一张票起码200块。”
除了惊叹于鹰眼等技术进步和时代变迁，岑乐衍也发现了一些“怪现象”——因为李娜，看球的人多了，但好多人连计分方法都不知道。此外，他的“网友”也从“老克勒”（上海话，意为老白领）逐渐变成了七八岁的孩子，而“年轻的家长在旁边抱着手看”，岑乐衍打趣道，“现在网球都有高奖金，孩子打出来就发财喽。”但看到打球的人从原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到现在的“普通人”，岑乐衍也不禁感慨，“中国网球的进步和对外开放的程度密切相关，从原来要‘关照’到现在大家都能打网球，这就是最大的进步。”
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