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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深化改革再次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如果说当年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今天的改革则如同在大海中航行，我们正在迎难而上，努力冲破重重阻力，驶进更加广阔而深邃的“蓝海”。我们似乎已经听到蓝色的召唤，听到来自“蓝海”深处的心跳。
在这心跳声里，我们感受到中国经济的脉动，那是随着改革开放一起绽放的活力。从京津地区到长三角、珠三角、再到新丝路经济带，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改革开放解放出来的生产力撑起中国经济的脊梁。
在这心跳声里，我们感受到民众深沉的渴盼，特别是亿万青年殷殷的期待。“从就业机会公平，到征地农民权益的保护，从稳定房价到降低青年创业门槛，从边缘青年的尊严到打通人才流动的通道”，等等。中青报用微博微信和视频访谈等多媒体手段征集到这些青年的期待，细微而具体，将每一个青年的命运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联。
在这心跳声里，我们感受到面对海洋文明的机遇和挑战，改革开放正在全面转向以消费、服务和创新为导向的产业升级换代，转向走出传统“世界工厂”的全新格局，转向进一步提高政府效能、倡导“生态文明”，创建一种可持续发展、统筹协调的更加温和的发展模式。
国家兴则青年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只有深化改革开放，青年才有更好的未来；青年努力，改革开放才能更加深入。值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青年报派出四路记者，探寻中国改革开放的高地、经济发展的高地，推出报网联动全媒体系列报道《“蓝海”深处的心跳——深化改革·青年期待》。让我们一起，静静倾听那些融汇在一起的越来越坚强有力的“蓝海”深处的心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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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铁代步的赵亮和开奔驰车的李相国，都是京津城际高速铁路“C字头”列车上的常客。
就像不足三天盖起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那样，“陆地飞行”的京津城际列车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速度的最新隐喻。呼啸的列车，连起了两个城市的互动与交融。赵亮和李相国的人生轨迹也在这个由两座特大城市搭建起来的都市圈里游走。
前不久，他们分别向天津市民政局提交了社会组织筹备报告。今年，国务院出台机构改革、简政放权新政：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等4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无需再找业务主管部门作为“婆家”——政府正在通过放权为社会“松绑”。
赵亮希望由此结束自己的“灰色”身份。2010年，这个26岁的陕西小伙儿来到天津，与19岁的大学生董剑共同发起了环境保护的NGO（非政府组织）“天津绿领”，但受政策限制一直未能注册。他们找过当地政府部门、环境学会，均找不到主管。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赵亮和李相国在等待一个机会。
“骑自行车来，开直升机走”
在京津这个特大的都市圈，有无数像赵亮一样的年轻人，在资源和成本之间权衡自己创业的梦想，一些人把目光瞄准了京津城际列车的另一端天津。
在天津武清区，一位官员这样招揽北京客商：从武清的高村开车到北京五环只需15分钟。北京人在这里买房很轻松，买京城1平方米最普通的住宅花掉的钱，在这里能买10平方米。
天津强微特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长郑春阳经常是下午4点从公司出发，到北京参加同行讲座，晚上再回天津。
他此前在美国留学，持有绿卡，过着中产阶级生活，但总觉得能预见到自己20年之后的样子，“创业的激情得不到满足”。回国后，他考察过深圳、广州、北京、上海、镇江、无锡等地，认为北京的人才优势最明显，但成本太高。他看中了北京三环路边的一个写字楼，当时每平方米日租金5元，而天津城区类似的位置只需要1.2元。综合考虑，他觉得天津最适合自己。
回国后，郑春阳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办户口。他拿着中国护照、美国绿卡去恢复户口，遇到了“比较重”的官僚气息。为了一张表格，他跑了很多次，等了很久，才有了“身份”。
在吸引众多海归创业者的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大楼里，31岁的院长助理傅晟每周都会出现在京津城际列车的车厢里。他是两个城市之间的“候鸟”，北京生活、天津工作。
他的“双城生活”已经持续了3年。2010年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后，傅晟放弃了到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的机会，来到天津滨海新区。他说：“搞科研的是把钱（科研经费）变成纸（论文），我们是把纸（论文）变成钱（产品和收入）。”
滨海新区是继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第二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2006年，开发滨海新区成为国家战略。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渤海湾畔2270平方公里的盐碱地成了改革开放最新的一块磁铁，生产要素加速涌入。这里的“十大战役”总投资超过1.5万亿元。招商官员半开玩笑说，错过了深圳，错过了浦东，不要错过滨海新区，在这里，人们“骑着自行车来，开着直升机走”。
2008年，滨海新区的常住人口是170多万，到2012年已达250多万，35岁以下的青年约占三分之一。
生物医药是滨海新区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2009年，在4个部委和天津市政府的支持下，生物学家饶子和院士在这里创办了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
专注于疫苗研发的康希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联合研究院第一家入驻企业，也是第一家孵化的企业。当康希诺公司首席科学家朱涛2009年进入联合研究院大楼时，这里还在装修。2012年5月他们搬出时，楼里已经颇具“人气”，以前电梯里很空，后来坐电梯很挤。“我们来的时候确实只是个种子。”他感慨道。
与滨海新区相比，北京中关村是全国知名的科技“高地”。这里的年轻人同样在为梦想而打拼。再过几个月，成立不到一年的创业孵化器“京西创业公社”，就将在天津开出“分号”。他们的目标是在京津两个城市间打造“创业共同体”。
经常出现在“C字头”列车上的京西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西创投）总经理助理刘循序说，他们创办的“京西创业公社”这次想为京津的创业联动“开个篇”。
在中关村石景山园，“京西创业公社”已聚集了五六十家中小企业，大多是刚走过甚至正处在初创期的企业，创业者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创业公社负责人刘凡坚信，总有一天，这些企业中一定会长出“参天大树”。
“我们想搭建政府和创业者之间的信息桥梁。”刘凡说，政府希望在创业上发挥好服务作用，而京西创投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不仅由政府出钱帮助初创企业解决资金、办公场所等方面的难关，更力图为他们在金融、市场等各方面提供扶持。
再过不久，创业公社楼下将出现一个1万多平方米的创新服务平台，石景山区的众多行政审批窗口将由此前移，形成包括金融机构、工商代理、税务咨询、法律援助、知识产权代理、贷款担保、审计验资、项目申报等一条龙的“服务超市”。政府对创业者的支持做到了“家门口”。
创业公社的模式在中关村正引起更广泛的关注。现在，京西创投想把这一模式推广到相邻的天津。
在刘循序看来，京、津各有优势。北京的金融、人才等自不必说，天津高校资源丰富，以滨海新区为代表，天津正走在改革最前沿，创业热情也逐渐高涨，尤其天津的成本比北京低不少，这一点对于创业者十分关键。
曾在天津创业过的刘凡持同样的观点。在刘凡眼中，最理想的创业应该是：市场营销、运营中心在北京，随时掌握最新政策动向，寻求市场机遇；研发、制造基地在天津，成本低且人才资源丰富。
10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的限制，在刘循序看来，新规将推动更多人创业，对于创业公社这样的孵化器意味着更多机会。
“现在我们要主动把它的‘蜂后’引过来，把人家软的东西引过来，才能京津融合一体化。”与京西创投公司接洽的天津市青联副主席王晓亮说。在他眼里，创业公社是个“蜂巢”。
与直接投资相比，王晓亮更看重的是北京的创业理念、创业思维、创业精神、创业氛围的“软引进”。他说，跟广东、上海等地相比，人们总说天津人冒险精神不够，“小富即安”。把别人的创业精神引进过来，相当于在天津播下一粒种子，“催化咱们的社会”。
前不久，滨海新区被批准为全国首家“青年创新创业”示范区，承担着探索在国家发展战略地区更好地开展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的任务。王晓亮认为，随着滨海新区的大项目陆续投产，产业链下游会形成大量适合青年创业的机会，“这个过程很快就能显现出来”。
“魄力再大点，步子再快点”
40岁的李相国在这群年轻人里算是年长的，多年的历练让他对创业有着更深的体会。20多年来，贯穿李相国这类企业家创业史主线的就是“改革”两个字。
邓小平1992年南巡谈话时，李相国只有19岁，正蹬着三轮车，装着自家作坊生产的1000多斤铁扣，满天津送货，一天下来，汗水湿了又干，有时都能结成白色的盐面儿。
第二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李相国由蹬车改为开车。他先是开推土机，然后又干起了煤炭贸易，最辉煌的时候，一晚上用七八十部翻斗车运几千吨煤。
然而，他红火的煤炭生意只持续到2002年。2003年，天津市实施蓝天工程，煤烟型污染是首要治理对象，很多锅炉房被拆掉，李相国发现客户锐减，煤炭市场不好做了。
——这一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李相国的身后好像有一根指挥棒。当他的投资公司进入高科技的干细胞行业，这根指挥棒再次发挥了威力。
2013年，李相国的顺昊细胞生物技术公司，从40多家申报单位中通过评审，承担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开展子宫内膜再生细胞药物研究，从科技部获得1000万元的经费。
李相国对记者说，他从中看到了“国家的导向”：“为什么给咱们民营企业这个项目？对企业自主创新的鼓励，国家层面已经正式倾向到了企业。”
如今，这位投资人已习惯从习近平、李克强甚至奥巴马等中外领导人讲话的字里行间捕捉投资机会。
上个月，国务院首次发布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有意进入健康服务业的社会资本“非禁即入”。李相国觉得“非禁即入”空间很大。“过去是不同意你干的，你不能干。现在是没有反对的，就可以干。”
他正在构建“顺昊健康产业链条”：“你得跟着中央的精神、大的思路来走。这对你的企业来说，是‘顺势而为’。”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他希望改革者能够“魄力再大点，步子再快点”。他说，无论个人创业还是国家改革，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就不可能成功。
贴在墙上的那面国旗
与其他游走在两地的候鸟不同，25岁的刘昂和他的团队在中关村核心区域的写字楼里拥有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角落。
他们所在的创客空间，是一种新型孵化器。创客空间为他们提供孵化场所，并且为这些企业与中关村管委会等政府服务者搭建桥梁，甚至为他们操心成品化、量产化、市场化的各个环节。
而作为主要的政府服务方，中关村管委会很关注创客空间这样的小孵化器。即便如此，刘昂还是在创办公司的路上遇到了难题。今年国庆长假过后，刘昂着手注册一家属于自己的创客媒体企业，但仅仅走完核名程序，已经耗费了半个月时间。每次在工商局网站上只能提交8个名称参与核准，差不多都要等两三个工作日才能有结果。
刘昂前3次提交的20几个名称都被退回，直到第四次，“创客印象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名称才被核准通过。“可能是因为现在官方的数据库没办法进行实时比对。最理想情况的应该是，像我们平常注册网站一样，输入某个用户名，就会当场告诉你是不是已被占用。”刘昂说。
虽然只迟了半个月，但在刘昂看来，流走的可能是机会，“关键是很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创业时间点”。
因为“等不起”，刘昂不得不采用变通的方式。互联网备案，这个他本以为很简单的环节，也让他绕了个弯。
刘昂他们打造的产品名为“加速DO”。但他以“.do”这一域名在报北京有关部门进行备案时，竟然无法进行。“在北京，能够顺利备案的，只有‘.com’、‘.cn’、‘.net’等这些最常见的域名，不支持其他包括‘.do’在内的域名。”
几经权衡，刘昂决定绕条远路：在上海申请备案，结果仅用了四五天就完成了。但现在刘昂还不清楚，在北京创业，在上海备案，这种形式会不会对未来产生不良影响。“但我们实在不能等，就只能试试了”。
同样学会了“变通”的还有赵亮。由于“天津绿领”迄今未能注册，他只能一直以公民个人的身份从事环保活动。这导致他无法正常从环保基金会获得资助。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对他们的资助，需要先打给千里之外的吉林省一家环保组织，该组织提取管理费后，再转交“天津绿领”。
赵亮说，等到成为“民办非企业”，他们就可以直接获得资助。更重要的是，有了合法身份，员工也可以签订合法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目前，他只能为员工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对于很多官员来说，“天津绿领”就像一只“啄木鸟”。赵亮的定位是“协同政府治理环境，引导公众参与”，他们盯着污染源和环境危机事件，然后向官方举报，通过社交网站发布，直到事情引起关注和解决。他们揭露过铬渣污染，参与救助过国际濒危动物东方白鹳，还沿着引滦入津的线路寻找污水。有时他们举报了一起事件，却被不同部门“踢皮球”。当温和的姿态得不到重视，他们会表现得更加激烈。
在官民互动的过程中，他们与一些官员发生过冲突，也交到了很多官员朋友。有官员气冲冲地找来，让他们删除社交网站上的信息。也有官员向他们道谢。“我们跟官方的互动整体还是良性居多。”赵亮说。
这个年轻人说，最可怕的不是环境危机，而是社会的信任危机。
政府宣布社会组织登记改革之后，“天津绿领”获得了一笔资助，员工从两人增加到4人，并且租了一间4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他们还第一次拿到了固定工资。
“最艰难的时候过去了。”这些80后、90后年轻人自信地向记者讲述“天津绿领”的存在为什么会有利于“美丽天津”建设。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事业契合了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他们希望一旦注册成功，能够获得减税或免税支持，也希望国家级公募基金会的资金能够向草根组织倾斜。他们还指出，社会组织的从业者在社会保障上获得更多优惠的话，就会刺激更多优秀人才进入这个行业。
在“天津绿领”办公室表皮脱落的墙壁上，贴满了有关环境保护的政府文件，在他们眼里，“这是风向标”。墙上还用透明胶布贴着一面五星红旗。这面国旗，在赵亮租住过的10平方米小屋里，也贴过。
他很清楚自己的坐标：“这个旗子我们一直会挂着。做NGO的人有一种社会理想和情怀。我们的社会理想跟这个国家的发展肯定是同步的。”
本报北京、天津11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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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国 王怡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