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女24年 施舍20万

    董翠英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就快要走不动了。越来越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让她的脚疼得不能挨地，指头也变形得像枯树枝，10年前被发现的白内障早就需要手术。晚上路灯昏暗的马路上，她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却在车门上摸索半天也找不到门把手在哪里。

    但是为了丢失的智障女儿，24年来她随时准备着下一次出门。

    24年，她寻访县级以上城市1000多个，找到许多有智力障碍的人。虽然没找到女儿，但每次她都会为他们留下至少50元钱，有时还会再买一袋水果。

    她不记得自己送出了多少钱，当地媒体替她算了一笔账，总数约20万。如今，这个曾经在当地一家医院当领导拿高工资的人已无积蓄。最穷困的时候，连续10天身上没有一点儿钱，连棵青菜都买不起。现在65岁的老太太每天晚上去市人民医院做护工，几乎一夜不眠可以换来100元的报酬。

    她准备，攒够2000块钱，再出发。

    以家乡河南漯河为中心，董翠英找女儿的路向四面八方延伸。她记得自己最北到过河北张家口市，最南去过广州，七次下湖南，在安徽一呆就是七、八个月。几乎每一次，只要听说哪个地方有年龄相仿的不明来历的智力障碍或精神病患者，她抓起一套换洗衣服就出门。女儿刚丢失的那几年，晚上的一个梦，都能让董翠英从床上爬起来，凌晨两三点出门，然后蹲在汽车站等着跳上六点半的第一趟班车，赶往梦里出现的地方。

    但大部分时候，董翠英都是独自踏出位于农贸市场后的家，再孤单单地走回到家门口那条狭窄冰冷的水泥路上。

    只有一次，放学回来的二女儿杨洁，听见巷口的邻居说，母亲是带着人回来的。觉得一定是姐姐被找到了。飞奔回家却见到一个“根本不像姐姐”的精神病女孩儿，还穿着姐姐的衣服。这才知道，那是母亲在安徽看着可怜领回家的。

    这让杨洁既失望又有些生气。精神病女孩儿在家里大哭大闹，但董翠英并不介意，还准备“一直养着她。”半个多月以后，因为自己常年外出寻女无法照顾，才把这个女孩儿送走。

    “看到她们我就想起我女儿，也不知道她在外面怎么样……”说着说着，董翠英的眼泪就流了下来，但在眼周皱纹的阻挡下，泪滴挂在那里迟迟下不来。

    丢失的女儿董杨华，是董翠英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窒息时间过长，造成了大脑发育不全。董翠英带着她从武汉跑到南京，再到北京，所有人都劝她放弃，“治不好了”。

    女儿走失时，董翠英的小儿子刚刚降生。还没等产后完全恢复，她就偷偷溜出医院，到火车站、商场毫无目标地逢人就问。只用了半年时间，她接近二尺五的腰围，就变成了二尺一左右，“瘦脱了相”。

    1989年，女儿董杨华在家乡漯河市走失时，只有17岁，而现在，当年身高1米6的女孩儿已经变成41岁的中年人，但董翠英坚持认为，只要自己见到，就一定能认出她来。虽然可凭借的，只是她小时额头上一个豆大的伤疤，屁股上的一块胎记，以及走失时穿着的绣着自己名字的粉红色的确良内衣。

    漯河的铁路四通八达，董翠英家，就在铁路旁住。她记得女儿小时候看着轰隆隆驶过的火车，嚷着要坐车，就觉得她一定是被火车带到了什么地方。于是，她到火车站托列车乘务组的人打听，几年下来，通过漯河的十几趟列车上的人她都认识。有时候，她也跟着列车南下，挤不上车就让丈夫把自己从车窗攒进去，车上没座位就在座位下铺一条破被单躺着。在一张火车票的票面有效期内，董翠英在每个县的火车站都下车，贴广告，打听消息，然后改签车票，继续前行。

    很多时候，走在寻女路上的董翠英，都没有明确的目的地。火车不通换汽车，汽车不方便就骑自行车。从漯河到周口，六十多公里的路，董翠英从早上六点骑到下午一点，累了就坐路边休息休息，饿了车筐里有出发时带的馒头。几年时间，她换了三辆自行车，“不是脚蹬子坏了，就是链子断了”。

    在城市，她沿着道路的电线杆走，每根杆子上都贴寻人启事，“数着电线杆子，每天晚上走十五到二十里路”，在农村，骑不了自行车的时候，就靠两只脚走，“每天平均走五十里路”。

    有时，她走的路程，会远远超出预算。一次辗转到江苏徐州时，她身无分文，在街头快要晕倒。幸亏路边小店的一碗面条和车站站长的同情，她才踏上回程。

    可这并不妨碍她把自己的钱给别人。在河南许昌，她曾进入一户人家，这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娶了一个被拐来的智障女人。当时正值冬天，女人刚生完孩子，赤身裸体躺在一张破凉席上，身上的薄被子黑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和民警一起进屋的董翠英是被人拖着出来的，回家后躺了十多天才缓过来。

    “看到那些人，就是要上三天饭也想要给他们一点儿，”董翠英说，“好歹，我还有一身脂肪可以消耗两天。”

    有一次，她看到一个小伙子在冬日里赤露着上身在路边行乞，正要施舍，却被二女儿拦下。

    “这些都是骗子，不信我现在拉着你去看看，这边你给他钱，那边他就去饭店吃去了，比你吃得好，比你穿得好！”年轻的二女儿深谙社会上的行骗之术。

    但董翠英不听，最后还是去路边的商店花了70多块给小伙子买了一套保暖内衣，让他穿上，然后，又给了几元钱。她记得，那套保暖内衣是红色的。

    “他是骗子我不管，可这会儿在我这儿就是个乞丐，我就说这会儿的事儿。”董翠英告诉二女儿。

    在安徽停留时，董翠英还认下一个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义子，但见面第三次后，这位做药材生意的义子就提出来资金紧张，想借点钱。当时，身上带了五千元的董翠英，立马拿出了三千元左右给了他。这时，她甚至还不太了解这位义子的详细情况。

    “我都不知道她认了多少干儿子干闺女。”二女儿杨洁苦笑着说。

    为了寻找女儿，年轻时做过“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董翠英，也开始求神拜佛，还从湖南“请”回一个观音像。但是，相比神灵，她更信奉好人有好报的传统说法儿。

    在一次拜神的路上，她看见路边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乞丐，有趴在地上举着破碗的残疾人，有拉着弦子的盲人。她原本准备投进神殿功德箱的零钱，都进了乞丐的破碗。起初是每人给一块，后来是每人给五毛，三十分钟不到，二百五十元钱就全部分完，可她拜神的路才走了不到三分之一。

    但“神灵”并没有让董翠英的路走得更顺利。

    1997年一个周一，在当地读大学的17岁的儿子从突然从学校回来，取了东西以后又出门。正在家里准备热干面和鸡腿的董翠英没有察觉到丝毫异样，却在几个小时后，从电话里知道儿子已经服毒。后来她才听说，孩子自杀是因为在学校被老师“甩了两耳光”。

    “都说好人有好报，可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说到这里，董翠英再也把持不住，失声痛哭。她没有要学校的赔偿，“娃死都死了，啥赔偿都不要，让娃走得安心”。

    她说自己不会拿儿子的命换钱，可再次出发时，她还是会带够给别人的钱。

    除了靠自己的力气，她说她不愿接受任何人的施舍和捐助。因为患有低血糖，有时候她在外面实在饿得没力气，会跑进饭馆要一碗吃的，但即使没钱付账，她也要留在那里做一天工，偿还饭钱。在当地媒体报道了她的事情后，有人曾提出捐助她，但她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她不愿麻烦别人，即使对于摆放在堂屋的观音像，她也会嘟囔，“哎，知道你在湖南都是吃辣椒的，跟我来这儿委屈你了。”

    她把所有的痛楚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甚至一起住了十几年的街坊，都不知道她这些年寻女的遭遇。行走在漯河市时，董翠英黑色的大衣紧紧裹着身体，头发被烫成一缕一缕的大波浪，高跟鞋踩得嗒嗒响。如果从外表看，很难想象她承受的苦难，但是二女儿杨洁记得，自己几乎每个月都要铰掉母亲脚上厚厚的茧子，“有差不多一厘米厚，都在前脚掌”。

    在路上，她遇到过各种险情。一次冬天在河南舞钢，身形肥胖的她掉进路边的沟里，挣扎几次都爬不上去，终于爬出来后躲进麦秸堆里暖和了好一阵才缓过神来，“差点没死了”。

    董翠英并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继续走路。医生住院的要求，她置之不理。在那条走了24年的路上，她越走越着急。

    甚至，回到日常生活里，她也不愿有一刻停留，就连买菜，她都只挑没人等的摊位买，节省时间。有一次，饥饿让董翠英走进路边一家面馆，发现前面还有两个人在等候，刚坐下的她立马就走，低血糖却让她差点倒在门口。

    董翠英颇为严肃地说，“如果哪天停下来，那我也就妥了。”

    董翠英明显感觉到了身体发出的警报。有时候，进了人民医院的大楼，她站半天都想不起来，自己护理的病号在哪个床位。还有一次，有人请她到“市里最好的酒店”吃饭，她问了三次，都没找到厕所在那里。

    就在那栋结构奇怪的楼里，董翠英迷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