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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期间我对一件事非常好奇，那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在抢微信红包？
如果我打开自己的社交圈，这个答案几乎可以圈定为“全世界”。五湖四海的朋友抢得如痴如醉，甚至还有人故作哀怨地发牢骚，为什么当初我要高贵冷艳地退出那么多群聊，如今想抢都抢不着。
可是，当我锁上屏幕，关上电脑，这番热闹突然又跟我没有一点儿关系，我似乎抽身回到了另一个世界。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割裂的现实。上学的时候学传播学，老师说这种现象叫做“媒介现实”——实体的你活着的世界有一个现实，虚拟的你活着的那个世界，有另一个现实。
那么，这两个现实差别有多大呢？我后来看到了问题的准确答案：根据财付通的统计，截至2014年1月30日，全国有482万人参与了除夕夜的抢红包狂欢。482万人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来自广东、河南、四川、安徽、山东、江苏、河北、湖北和湖南的应届高中生坐在教室里参加考试，可是没点到名的其他人，不参加高考的人们，统统不在这个房间里面。
恰恰是这482万中更少的一部分人，掌握互联网上最强势的话语权。他们的声音大，传得远，仿佛抢红包是过年头等大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嗓门大，而是“君子善假于物”。其实，这道理我国古人早在几百年前就懂了：“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
这次，东风是互联网。互联网是个房间，里面装着所有人。而房间里最强大的人，不是身处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而就是房间本身：房间联接人们和思想，并联接外部的网络，这个房间会让其中的声音都无限放大。
在互联网房间之外，社会学家曾发现过一个理论，叫做沉默的螺旋。这理论是说，你的想法要是受欢迎，你就会继续大声说出来；你的观点要是太孤僻，大多数个人会害怕表达这种孤僻观点带来的孤立，因而不敢说出来。因此，流行的会继续大肆流行，孤僻的会沉默下去，“一方愈发大声疾呼，另一方愈发沉默下去”，形成了一道螺旋式下沉的曲线。
这个理论提出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网络还没有那么普遍，人们更多地用这个理论抨击掌握主流媒体的政客操纵了民意。但是互联网房间盖起来之后，情况发生了反转，网络的无差别准入性使少数派成为意见领袖，他们的声音并不小，甚至愈发洪亮，孤僻者不再沉默，螺旋反转上升，成为舆论的主流，形成了“反沉默的螺旋”。
写论文的学者大概会为一会儿下沉一会儿上升的螺旋费尽脑筋，可我觉得更值得担心的是另一件事。互联网的确打破了话语权等级，赋予弱势者一些声音，可是，它同样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众声喧哗。在这个公共空间的房间里，所有的人都在大声疾呼，所有的声音都在吵，螺旋同时上升并下沉，最终结果就是，你什么都听不到。
当我手把手教奶奶使用手机的时候，有那么一刻我突然觉得极端挫败。我为什么要强迫她走进她完全不明白的世界？看着她紧张地不知道在屏幕上该向左滑还是向右滑，在长按屏幕弹出对话框后吓了一跳，我觉得我像是拿着中国传统的九连环，非得扣在美国乐高玩具上，还得扣得严严实实。我是不是在拉着她走进被胁迫的螺旋漩涡里呢？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而，事情似乎没有别的退路。过去有个人恶狠狠地对我说，互联网是一场宴会，还没有入场的人，必将被扫地出门，可是现在的情况是，那些站在门口没走进来的人，你已经没有拒绝入场的权利了。
唯一让我觉得眼前的世界还无法将一切制衡的理由是，尽管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房间，里面运行着的却依然是既有法则。比如我常想，为什么父辈过年要坚持群发短信，互传那些并没有实质内容的短信息呢？当然也是为了增进友谊，可更多的是一种传统契约。固有法则里面要求他们要“礼尚往来”，你给我一条祝福短信，我还给你一条祝福短信，互不亏欠。
微信红包也是一样，大家关在同一个微信群组“新房间”里，玩的还是原始规则，爱赌博的架起了赌局，爱赚钱的做起了生意，不感兴趣的悄无声息，当然还有我这样的，站一旁瞧着有趣。
在这场小部分人制造出的大动静狂欢节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是：大家为了抢更多的红包，纷纷想要拉一个自称叫做“陈光标”的用户入群，结果，这位“陈光标”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入了群，默默地抢别人的红包，然后，退群。
用另一个世界的精明甩了这一个世界一记清醒的耳光，这真是这个新年我见到最有趣的一件事。
李斐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