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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郑小瑛，著名指挥家，曾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离休后，应邀组建了“公助民办”性质的厦门爱乐乐团，并担任艺术总监15年。日前，中央歌剧院授予郑小瑛“终身荣誉指挥”称号。
对话背景
近日，中央歌剧院歌剧《卡门》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演出大厅上演，85岁的郑小瑛担任本次演出指挥。演出前一天，郑小瑛做客“清华艺术名家讲堂”，围绕歌剧《卡门》为清华师生作了深入解读，帮助观众了解和欣赏歌剧艺术。
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围绕高雅音乐普及以及文艺院团在市场化形势下该如何发展等问题采访了郑小瑛。
中国青年报：每次您指挥歌剧或交响乐，在演出前都会进行讲解，已经形成了“郑小瑛模式”，为什么要这么做？
郑小瑛：我不愿意看到“阳春白雪”永远“和者甚寡”，我希望更多的人爱音乐，懂音乐，希望 “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我只是想尽自己的力量为大家补一点音乐课而已。
我举个例子。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中央歌剧院复排歌剧《茶花女》。有一天，在石景山影剧院演出，观众早早地就坐在剧场里，但是，剧场里嘈杂得不得了。《茶花女》的序曲非常哀婉柔情，需要一个安静的开始。但是，我举起指挥棒以后，根本开始不了，乐队放大音量使劲拉也没有人听。
你能抱怨观众吗？不能。十年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是听着样板戏长大的，歌剧对他们来说，就像是怪物。
但是，我希望自己的劳动能够换回点什么，至少得让人明白。
我想了许久，决定自己弄一个20分钟的讲座，在每场开演前，我在休息厅里，带上我的小“砖头”录音机和自己写的大字报，安排一个精练的、深入浅出的小小讲座。
经过文化的浩劫，人们如饥似渴地希望多知道点音乐知识。既然我知道得多一点，就有义务与大家分享，于是从1978年开始，我就尽力做一些音乐普及。
中国青年报：那么您是怎么做到“深入浅出”的呢？
郑小瑛：做讲座的准备工作简直比我给大学生上指挥专业课还要麻烦，因为时间要压缩在20分钟之内，而且要用最精炼、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语言，不能用音乐术语，要不然就达不到普及的目的了。我的老伴儿是个音乐外行，我就让他做我的第一听众。他如果听得懂，大概别人都能听懂。
中国青年报：在您的事业中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另一个是受邀组建厦门爱乐乐团。您曾说过，是挥泪离开中央歌剧院指挥岗位的，为什么？
郑小瑛：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央歌剧院的同志们热情很高，很团结、很努力，有一股在废墟上重建歌剧的劲头儿。但是后来，80年代末、90年代初，港台流行音乐席卷内地，一个香港、台湾歌星唱一首歌就财源滚滚，而我们演出难度大得多的《茶花女》，演出一场一个人才补助5块钱。在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下，大家心里不高兴，文艺团体普遍的怠工现象出现了。于是，有本事的主要演员也出去“走穴”挣钱了，也有人改唱流行歌曲了，乐队也钻棚给流行歌手伴奏去了。
那几年，几百人的歌剧院每年演出不到10场，作为一个指挥，我想要做点什么，但是什么也做不成。国内没活儿干，国外有歌剧院来邀请我指挥，我又没自由。
1991年，我终于下决心“挥泪”离开我心爱的歌剧指挥岗位，主动要求离休。不是想休息，而是发现有个好处，国外邀请我，电话直接打到我家，我说YES，就可以走了。我很兴奋，第一次享受到了自由。
中国青年报：1997年您受邀组建的厦门爱乐乐团是国内首个“民营公助”的文艺团体，组建的时候有什么机缘？成立后，遇到什么困难没有？
郑小瑛：国际级的钢琴家殷承宗是鼓浪屿人，他说自己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在世界上演了300多场，可在家乡从未演过，因为没有一个好的乐队，而当地歌舞团的乐队也由于体制问题，很少上班。这刺激了厦门的领导。殷承宗向他们推荐，要搞乐队，必须请郑小瑛来做音乐总监。后来，我接到了厦门市领导的邀请电话。就这样，很简单，我就去了。
虽然厦门市领导承诺为这个乐团提供经费，但是，在一个交响乐基础几乎等于零的城市，要创建一个民办职业交响乐团是非常困难的。在厦门，很多人没听过交响乐，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拿这么多钱来搞交响乐。我就得像传教士那样，不断地向大众解释音乐有多么美好，为什么美丽的现代化的厦门需要这个能够与世界文化接轨的交响乐团。
到厦门的最初几年，每到年底我就发愁，不知道工资从哪儿来。有一次，乐团急着发工资，财务人员去了几次都得不到区长的批条，我就在午休时间去堵前来开会的区长。她最终签批了，但同时还说了一句话：“郑老师，这是因为有你，如果你不在，我们是一分钱也不会给的。”我当时无比尴尬和屈辱，这看起来是对我的恭维，但我为厦门奋斗的交响乐事业，在她的眼里却是一文不值啊！但是我没有选择立马走人，音乐家的使命感告诉我，正是由于人们对音乐社会功能的认知还十分低下，我更应当留下。8年后，厦门市民投票选举乐团为城市十大名片之一，把厦门爱乐乐团和鼓浪屿、郑成功博物馆摆在一起，大家的辛勤劳动终于换得了市民们的认可时，我很欣慰。
中国青年报：一个民办的文艺团体怎样在市场化的条件下生存呢？
郑小瑛：我认为一个乐团要存活，必须要培养观众，鱼儿只能在水中生存。一个城市乐团的任务，应当首先是提升市民的音乐文化素养，当多数市民和舆论认知了乐团存在的社会价值，自然就会支持和爱护自己的乐团，所以，我提出了“乐团服务厦门，厦门支持乐团”的理念。厦门爱乐刚提倡演出要卖票时，观众寥寥无几，有一次只来了22个观众，比台上的人还少。于是，我们在演出时总要进行一些讲解，讲音乐的艺术价值，讲经典作品的时代背景，讲音乐厅礼仪，让听众觉得亲切有益，慢慢地观众就多了起来。15年来，这个在厦门市政府和社会企业支持下，在全体移民音乐家的努力下荣获了“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的我国第一个“公助民办”的乐团，除了“扎根厦门”，还带着表现中华民族客家文化精神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和其它中国交响乐作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在全国和亚欧美10个国家的80多个城市演出了1200多场，也向世人展示了我国音乐文化建设的成果。
我总是提醒年轻人，我们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劳动来和大众共享人类的优秀音乐遗产，来推动我国交响乐事业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交流。观众的欢迎，喜悦，就是我们的收获，我们只有尊重自己的事业，才能获得社会对我们的尊重。
中国青年报：近年来，国家一直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很多国有文艺院团转制后的状况并不理想。
郑小瑛：对于国有文艺院团的转制状况，我没有发言权，但是从原则上，我支持文艺体制的彻底改革，赞成政府对有作为、有成绩的团体进行奖励支持，大力帮助它们发展，我也赞成转制后还没有作为的院团“自生自灭”。我认为，一个文化团体如果没有精神，没有能力，不能为人民服务，“灭”了没有什么可惜的。其中一些人员从一个半死不活的文艺团体里“解放”出来之后，还有可能在别的领域成为英才。
本报记者 文静 实习生 袁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