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阿伦特?”
日前,在北京一场读书沙龙上,主办方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两位嘉宾——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和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
“大家在这个时代关注阿伦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也是让人欣慰的事。” 郭于华说。“‘反抗’或者‘抵抗’平庸之恶,这其实和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都有莫大关系。”刘苏里说。
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经典著作《反抗“平庸之恶”——〈责任与判断〉中文修订版》于上月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并引起学界关注。书中收录了阿伦特对纳粹大屠杀的评论,以及对“平庸之恶”等政治、道德问题的思考。读书沙龙现场,两位嘉宾认为,阿伦特犀利的视角和关切,在当下仍具有观照意义。
在郭于华看来,阿伦特所探讨的是“体制造成的恶与公民责任之间的关系”。许多纳粹的刽子手在战前都是不乏正直和道德的公民;而那么多正派的绅士一夜之间恭顺地服从了纳粹的邪恶事业,仿佛道德只不过是可随意改变的日常习惯。尽管浩劫之后“那套习惯”又恢复如初,但在阿伦特眼里,在这一翻一覆之中,它已经再没有什么光彩可言了。
面对浩劫,如何去反思,谁又该道歉?
阿伦特反对“自发承认集体罪责”的做法,她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感伤,更是一种道德的混乱。她说:“那乍听起来如此高尚而诱人的‘我们都有罪’的叫喊,实际上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真正有罪的人开脱罪行。”
阿伦特在文章里不厌其烦地重复威廉·福克纳的名言——“过去从没有死去,它甚至都没有过去”。她指出,当人们不思考、无判断,就很容易沦为服从权威的傀儡。而在框架中“尽忠职守”的“无思者”,便不再能察觉自己的行为之恶。
在当下中国,“地方暴力强拆”、“城管暴力执法”屡见新闻报端,社会中不断增长的“戾气”与“平庸之恶”,令人感到担忧。
郭于华说:“我们经历过极端的政治覆盖到一切生活、社会、文化、思想领域的时代。”她同意阿伦特的观点——20世纪的道德大崩溃,不是由于人的无知、不辨善恶,而是由于人们丧失了思考。只有思考,才能使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刘苏里认为,“思考”在今日中国,仍然是珍贵的品质。“怎么能够让沉浸在消费主义、自我享乐当中的人群,重新焕发对公共事务的思考热情,这是一个开放社会必然遇到的问题。”他相信,越是在时代的转折关头,越需要思考的力量,判断的力量。
“当你在思考公共事物时,你就是政治本身。”这是阿伦特反复强调的观点。阿伦特指出,政治是作为人最重要的属性,人是作为政治的动物存在的,生活在政治共同体当中。个人的思考,不仅影响自己,也攸关整个社会。
郭于华谈到,在面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困境时,很多人会争论,“这是制度的问题,还是文化的问题,还是人性的问题?”悲观论者会陷入这样一个循环:某些制度和文化造就缺乏创新的人性,这样的人性亦无法推动制度和文化的进步。郭于华认为,破除困境,非制度改革不可——阿伦特提倡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去思考,不唯上、不唯书,这和中国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致的。
专家们表示,讨论阿伦特思想在中国语境中的意义,并非要将阿伦特的思想简单地套用于中国的问题。“阿伦特并不会给予我们一个现成的答案,但是会激发更多的人对我们社会的一系列关键问题进行思考,这可能是阿伦特之于当下中国的重要性所在。”
本报记者 蔡梦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