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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30多年来，有这样一种情况：经过讨论甚至激烈辩论得出的正确结论，形成党和政府的文件，成为可执行的纲领和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却渐渐变成了一个口号，忘了它当初所针对的问题。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列出了60条、336项重大改革，它会不会又变成口号呢？我希望它不会发生。”经济学家吴敬琏有这样的思虑。
日前，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办吴敬琏《直面大转型时代》新书发布会。吴敬琏与本书特约编辑、《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一起，直言中国改革。
该书收录了吴敬琏自2007年至2013年间的50篇文章，分为“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呼吁重启改革”、“如何重启改革”、“知识分子的责任、追求与情怀”等5个部分。
1990年前后，决定中国经济方向的“计划派”和“市场派”展开了一场论战，吴敬琏不但捍卫“商品经济”，还进一步提出“市场经济”这个新名词，从此“吴市场”的绰号不胫而走，但这在当时并非美称。
马国川说：“编辑这本书时，我觉得把吴敬琏称作‘吴改革’更合适。在2008年以前，对改革的质疑声非常强烈，他不改初衷，一直坚定地维护改革这面旗帜。书中文章千秋各异，但一以贯之的就是两个字——改革。”
吴敬琏认为，从2007年以来，改革实际上面对两个问题。一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困难。“从1995年就开始说要转型，一直转不过来。为什么？归根到底就一个原因——体制性障碍，政府仍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二是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吴敬琏在2012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腐败的实质是“权力寻租”，根源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治本之策是“全面改革，使权力不能任意插手资源配置，同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把权力关进笼子”。吴敬琏说：“说到底，从体制上根治腐败，一要靠市场化，一要靠法治。”
在该书中，吴敬琏针对一些热点问题发表了犀利的观点。关于拆迁，他提出，“拆迁应当法治化”、“基层政府不应公司化”、“公平交易”三点。“对于像唐福珍自焚案这样极为惨烈的事件，基层政府更需要深切自省：执法行为是否合法妥当？对被拆迁人的利益考虑是否周详？特别是在老百姓以命相搏的时候，是否为其提供了公平而顺畅的利益诉求通道？”
关于医疗改革，也出现了问题。如，公立医院改革。“医改文件要求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所谓公益性，我认为是非营利性，但相当多人认为，公立医院提供的是公共品。既然是公共品，那么政府就应当完全负责了吧？但国家拨款又只能覆盖医院费用的很小一部分。”吴敬琏认为，应该把“医疗费用的筹措”与“医疗服务的提供”两件事分开。“基本医疗费用应该由政府来负责，而医疗服务通过市场来提供，通过竞争形成价格。”
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吴敬琏不赞同以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为特征的模式。他说：“只有坚持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
马国川介绍，在“十八大”以前，吴敬琏一直呼吁重启改革，“十八大”以后，他转向研究如何重启改革。
回忆起1992年“十四大”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是如何重启改革的，吴敬琏说：“分三步，第一步是以问题为导向，来分析产生问题的体制性根源；第二步是开列出改革的总单子，形成所谓‘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突破关键领域的改革；第三步是执行这个方案。”
但在之后的执行过程中，吴敬琏发现进展并不顺利，如，国有企业改革。“从‘管企业’到‘管资本’，这句话如果脱离了针对的问题，会变得非常表面，就成了‘应该允许一些民营资本进入国企’。”吴敬琏说，“事实上，国企面临的问题仍是行政力量占据主导。国有资本不应与民争利，这是一个根本的路子。如果没有这个问题意识，改革的路怎么走？”
“十八大”释放了新一轮改革的信息。吴敬琏着眼的是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当务之急是什么、总体方案是什么、关键领域是什么等问题。吴敬琏说：“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更可怕。新一轮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系，完善法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直面大转型时代》第5部分，吴敬琏讲述了自己与顾准、王元化、薛暮桥、于光远等著名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的交往故事，描画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在大转型时代的探索与追求。在发布会上，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一部分看似与前面脱节，但内在逻辑是一脉相承的，显示出吴先生推崇的一种有胆识、有气魄、有担当、敢为天下先的知识分子精神。”
李昕还透露了本书出版过程中的一个细节。吴敬琏把书稿交给三联书店时，尚未取名。李昕看了目录，建议叫《面对大转型时代》。吴敬琏说：“不要用‘面对’，用‘直面’。”
本报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