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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0日，45岁的英国自由摄影师罗素·查普曼（Russell Chapman）从土耳其基利斯跨过边境进入叙利亚。他想亲眼看看叙利亚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对面就是叙利亚的巴卜萨拉马（Bab al Salam）难民营。当我跨过边境时，我不知道我该期待些什么。我有一个信条：‘永远期待意想不到的事情’。但当我踏进难民营时，眼前出现的是我真正完全‘意想不到’的场景。”罗素·查普曼说，“我立刻被大笑和微笑的孩子们包围，他们一直跟着我，要我给他们拍照片。”他想，孩子们还太小，现在可能还无法完全理解在他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对于成人而言，战争在他们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已经无法轻易抹去。
穆罕默德和赛娜巴
在约旦的扎塔里难民营，罗素·查普曼认识了穆罕默德。这个40岁左右的男人已婚，有3个孩子，来自叙利亚南部的德拉市。罗素·查普曼说：“战争开始前，穆罕默德是当地一家热门餐厅的老板，生活富足。战争刚开始时他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直到餐厅被炮火摧毁，他才意识到，待在叙利亚太危险了，他必须保护他的家庭。”
他们逃离得很仓促，身上只带了少量的生活必需品和钱。当他们到达联合国难民署在约旦设立的扎塔里难民营时，他们分到了一顶帐篷、睡觉的床垫、几条毯子和非常简单的厨房用品。分配到的食物非常有限，而且根本就不够吃，穆罕默德不得不花些钱为家人购置足够的食品。食品很贵，因为叙利亚货币现在贬值得很厉害。
穆罕默德想要找一份工作挣钱，但机会并不多，约旦人也担心叙利亚难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约旦人与叙利亚难民之间存在着许多摩擦。“约旦也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它获得的国际援助也不多。应该有更多的国际援助提供给约旦，以帮助他们援助难民，减少这种摩擦。” 罗素·查普曼说。
同样来自叙利亚德拉市的赛娜巴（Senabel），也给罗素·查普曼留下了很深印象。他说：“她和她的家庭是基督教徒，这在叙利亚属于少数。她大概30多岁，是个护士。她的丈夫被一颗从政府军战机上扔下来的炸弹炸死了，于是赛娜巴和她的父亲逃到了约旦。”
幸运的是，赛娜巴在约旦找到了工作，继续当护士。但她是家中唯一有收入的人，要维持她和父亲两人的生活，对她来说非常困难。他们住在一个非常小的公寓里，因为他们是叙利亚人，所以约旦人会收取更多的租金。罗素·查普曼听说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一个通常月租为50约旦第纳尔（约合人民币439元）的公寓，如果租给叙利亚人，租金会暴涨到200约旦第纳尔（约合人民币1755元）。
“这种境遇让人感到悲伤。我遇到的难民都渴望和平，想要回到叙利亚去重建生活。” 罗素·查普曼说。
难民营一天
为了了解难民营里的生活，罗素·查普曼在难民营与难民一起生活了一天。他说：“按规定是不允许我这样做的，所以我需要行事谨慎。”
扎塔里难民营是联合国难民署设立的一个官方难民营，日常运营由约旦人负责。罗素·查普曼说：“从难民营的正门进入时，有一条叫‘香榭丽舍’的宽阔‘街道’，与巴黎那条著名的大道同名。街道两侧都是商贩，卖什么东西的都有，但商品价格都非常昂贵。这是因为，如果你要在难民营卖东西，你必须交一些‘入场费’给管理者，这让所有商品都变得更加昂贵。”
难民营里有公共厨房，有砖块建成的燃气灶和清洁区。厕所也是公共的，条件也不好。所有的一切都很简陋。水是通过卡车运来的，被分装到大型容器里，人们可以拿上自己的储水容器去装水带回各自的帐篷。官方分配食品都是最基本的面粉、油、豆、茶、糖等，但往往不够养活全家人。联合国难民署会为需要牛奶的婴儿发放奶粉，但通常情况是，一些难民家庭不得不将奶粉卖掉，换钱为整个家庭买面包，婴儿也不得不吃硬食。罗素·查普曼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是一个艰难却又不得不为的选择，如果不这样做，整个家庭都会挨饿。”
大部分难民都住在帐篷里。这些帐篷也有一些小隔间，但基本上就像一个安有两扇窗户一扇门的塑料盒子。罗素·查普曼回忆说：“在难民营过夜的那天，我借住在一个帐篷里。我给借住的家庭带去了一顿丰盛的大餐：一只烤鸡和一大盘沙拉。那只鸡是这个家庭几个月来第一次吃到肉类。这顿饭每个人大概花费了15美元。要知道，难民营里的人如果每人每天能有1美元用于生活，那就是非常幸运的了。”
天黑以后，大多数时候难民们都会串门与家人朋友坐着聊天儿。那天晚上，罗素·查普曼跟难民们聊起了他们都将什么东西落在了叙利亚，难民们说，他们落下的东西很多——牲畜、土地、小生意、教育，以及他们的家。
罗素·查普曼还发现，难民营生活对于女人来说似乎更为容易一些，因为她们要照料家庭，要做饭和打扫卫生，她们因此变得很忙，这些琐事占满了她们的头脑，使得她们几乎无暇顾及其他事情。相较之下，男人们显得更为失落。没有工作，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每天待着。没有方向，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改变现状。罗素·查普曼说：“在我看来，女人比男人更为坚强。”
“他们如此温暖，即使他们一无所有”
在罗素·查普曼的脑海中，有很多深刻的记忆和印象。他说：“跟他们相处越久，越觉得与他们贴近。从这些叙利亚人、叙利亚难民的身上，我感到他们是如此温暖的人。即使几乎一无所有，他们依然愿意分享，哪怕只是一杯甜茶。”
在难民营里，罗素·查普曼问难民们，需要怎么做才能帮助到他们。罗素·查普曼承诺，他会尽其所能，把难民的处境告诉给世界。从叙利亚回来以后，他将自己在叙利亚的见闻和拍摄的照片结集出版了《叙利亚：难民与叛军》（Syria: Refugees and Rebels）一书，他决定将20%的售书款用于捐助难民。
罗素·查普曼再次回想起他到达叙利亚土地的第一天。他说：“孩子们都笑着跟着我，我要给他们拍照。但只有一个男孩是例外。我至今依然十分清晰地记得那个男孩的眼神。我猜他大概12岁。你只要看他一眼，你就会知道他曾经经历了严重的心理创伤。那男孩儿只是跟着我，但一言不发，表情也从未变过。他的眼睛似乎能看穿所有的空间与时间；当我为他拍照的时候，他的眼睛似乎也能够看穿我。”
罗素·查普曼最后说：“很多时候我会想，这些孩子们的未来会是怎样呢？这个世界不应简单地将他们遗忘。”
本报北京6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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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