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大学生旅游文化实践营成员社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凌峰社登山队,开始出发前的恢复性训练,19名登山队队员在他们所谓的“北航蓝”(操场的蓝色跑道)跑10圈,然后开会对登山的一些细节工作进行分工。8天的恢复性训练后,7月30日,他们将前往西藏拉萨,攀登位于念青唐古拉山脉中段的启孜峰(海拔6206米)。这座山的险情较少,且由西藏登山协会统一组织3所大学进行攀登,并提供食品等后勤保障,因而最大限度降低了危险系数。
“学校,包括社会外界,整体不是很支持大学生登山,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选择的山峰越来越保守。”去年登山队攀登负责人雷灯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2013年凌峰社登山队攀登的山峰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四姑娘山三峰(海拔5355米)和半脊峰(海拔5430米),均没有超过6000米。
登山的高风险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而且有时候是无法预防和不可抵抗的。2012年凌峰社登山队7月12日从北京出发去甘肃攀登透明梦柯山峰,就在当年7月9日,著名登山人严冬冬从新疆天山下撤途中遇难,年仅28岁。他毕业于清华大学,从大学时开始登山,登顶过包括珠峰在内的14座8000米以上高峰。即使是这样有丰富登山经验的优秀登山者,也会遇到意外,更何况那些初出茅庐的在校生。出发时凌峰社登山队队员王浩然还在看着严冬冬翻译的《登山手册》,心情之复杂可想而知。
暗冰裂缝与“生死之交”
严冬冬遇难是因为掉进暗冰裂缝,而这样的情况,凌峰社登山队队员鄢梦廷在去年攀登半脊峰时也遇到过,而且是一个半米宽的裂缝,长度无法估测。当时鄢梦廷走在队伍的中间,通常只要按前面队员的脚印走就是安全的,没想到他遇到了暗冰裂缝。
“就那么一个脚印,大丰子走了过去,策策也顺利通过。到我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及膝深,深灰色,应该是被踩实了的浮冰吧,探了一只脚下去,挺稳。哪知刚把重心移过去,整条右腿就陷了进去,而且没底。‘我掉裂缝了’我跟前面和后面的人说。策策和云云立即趴下制动。‘你用大镐撑一下,看能不能站起来。’坑坑说。一镐下去,我整个人就陷下去了,就剩两只手和头在外面,双腿是悬空的——这条暗冰裂缝彻底被踩塌了——我前面的雪也塌掉了,我看见那个黑漆漆的洞,头灯照不到底,不知道有多深,感到安全带上的结瞬间被拉紧。”鄢梦廷在登山后的总结中详细记录了他掉进暗冰裂缝的经过。最后是队友坑坑在上面拉他,鄢梦廷自己的脚挂在腰部的一块硬雪上使劲儿,才从裂缝里脱险。
鄢梦廷回忆说:“从掉进去到出来大概20分钟吧,出来的时候发现大丰子、策策、八爷和云云仍然趴在冰上制动,真的超感动,热泪盈眶。”
这样的经历对于登山队员来说,也许只是一个小插曲。而所谓的“生死之交”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可以为对方出生入死、两肋插刀的江湖交情,而是在雪山上,见证彼此生命的脆弱和坚强。这样的体验对于大部分参与登山的大学生是只有一次的,对于登顶的渴望在踏上山顶的那一瞬间或许会变得云淡风轻,而在准备登山以及登山过程中培养起来的团队情谊却会静水流深,绵延无尽头。
“当初加入凌峰社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登山。和谁去,以怎样的方式去,无所谓。一年之后的两峰登顶成功,回过头才发现,自己来凌峰社、来登山队,留下的原因却不再是‘山’,而是登山队的人。”鄢梦廷说。
登山队的集训为期3个月,这3个月期间每周会有4次训练,先从操场跑10圈开始,慢慢增加到25圈,外加负重爬楼、引体向上、俯卧撑等内容。3个月期间有6次外出训练,包括内蒙古库布齐沙漠穿越、山西省五台山徒步、北京市房山区红螺三险出队、北京香山拉练徒步以及北京市密云县的白河攀岩等。整体来说非常耗时间,而大部分参加登山队的都是大一、大二的学生,课业压力较大,因此,登山队训练的时间和学业之间的权衡对于队员来说,又是一大考验。去年在登山队员中期答辩时,队员王俊丰一进答辩教室就哭了,说学业和山队的训练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
所以,队员对登山队的感情并不是年轻人的矫情,的确是因为付出太多,也经历太多。参与过两年登山的雷灯华说,和登山队队员的感情已经超过了自己的同班同学。就在采访的前一天,他还和2012年一起登山的队友游泳,然后相约一起看即将上映的电影《后会无期》。
“山在那儿”吸引年轻人全情投入
登山这项高风险活动,它的阻力从你选择登山就会一直伴随,有来自外界和亲人的反对,也有队员自身的局限,以及雪山的神秘莫测。在这个“过五关、斩六将”的过程中,再苦再累,用登山先驱乔治·马洛里的名言:“因为山在那里”,就是对这些登山队员最好的慰藉。
张鹤川,北航法律系2012级本科生,去年登山队落选,今年“二战”,是今年登山队的后勤负责人。采访张鹤川时,她还在山东实习,规定实习时间到8月8日结束,但是她先斩后奏,已经买了回北京的车票,7月30日中午将到北京,晚上8点和大部队出发去西藏。“前后一共折腾两年了,今年必须得去登山,而且明年有司法考试,根本没有时间准备登山,今年是最后的机会了。”虽然是电话采访,但是张鹤川激动的语气,在几百公里外的北京依旧可以感受到。
3个月的集训后,登山队有一个答辩会来确定最终人选。去年,张鹤川在答辩会上落选,原因是她在攀岩方面不娴熟。高中时,张鹤川因为一次山难新闻开始关注登山,噩耗并没有使她害怕,网上的一些视频、资料中雪山的魅力反而吸引了她。考进北航以后,凌峰社是她意外的惊喜。所以一次落选,无法让她止步。
大一、大二两年在凌峰社积累的丰富户外经验,以及大二针对攀岩所额外做的功课,已经可以保证她顺利入选登山队,而且还担任了登山队的后勤负责人。而像张鹤川这样登山经历比较波折的,还有今年登山队攀登负责人刘刚毅。
刘刚毅在高中时就已经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完成过两万米的越野跑,所以他的体能在登山队里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去年因为奶奶的反对,他最终没有和登山队一起出发。此后一年的时间,刘刚毅渐渐地说服了奶奶,也没有停下进行户外旅行的脚步。今年7月12日,他刚完成了甘肃省嘉峪关市七一冰川(冰峰海拔5150米)的攀登。刘刚毅告诉笔者,他上大学后已经有了31次户外活动经历,平均每学期10次。
对雪山的执着可以让张鹤川、刘刚毅这样的青年全情投入两年,而在准备登雪山的过程中所收获的友情,以及自身能力的不断突破则为他们的坚持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雪山的教导 珍惜身边每个人
“山在那儿”的信念,可以支持登山队队员们一直走下去。然而,雪山上的复杂情况,并不是仅靠意志力就可以应对的。2012年登山队赴甘肃透明梦柯冰川,15个队员,仅有3人登顶(海拔4700米),剩下的12人中,最高的到达5400米,随腾鸾同学在离峰顶不到100米的高度时,主锁(连接队员和路绳,用以保护队员安全)发生故障卡住了,不能上升,遗憾止步。
在问雷灯华两年的登山经验中,登顶的成就感重要还是队友之间的情谊重要?雷灯华说:“当然是兄弟们的情谊重要。”
当年同样没有登顶的觉罗雅威说,自己高反严重时“已经三步一跪,五步一倒,好几次差点睡着,有意识时还在本着不给队友添麻烦的原则坚持,后来意识比较模糊时,想到的只有爸妈。”对爸妈的思念是他坚持下来最后的动力。
“感受最深刻的是觉得自己应该更珍惜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后悔自己没为他们做更多。恐惧感越强烈,这种意识就越深刻。珍惜身边每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我这次登山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觉罗雅威关于“珍惜身边每一个人”的收获,几乎是每一位老师、家长都会对孩子的劝导,有时甚至会苦口婆心,只不过屡忘屡说,屡说屡忘。但是这一次雪山教给他的,一定会让他长久铭记。
因为“山在那儿”,这群来自不同院系,性格迥异的人相聚在一起;因为山的高度,他们不断地挑战和超越极限,达到自我的另一个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