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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兴政是清华大学2011届毕业生，大二时开始接触登山，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毕业后选择“专职”从事自由登山，年仅24岁的他到目前为止已经攀登过20多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峰。
今年4月，他和另外一个搭档攀登了西藏境内一座6362米的未登峰（没有攀登记录的山峰），而这次攀登并没有在西藏登山协会进行合法注册，属于偷登行为。根据国家规定，赵兴政需要提前3个月向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发起申请，并且必须雇佣向导。而对于赵兴政和他的搭档来说，他们的登山经验已经可以进行自主攀登，不需要向导的协助。
而这样的情况对于我国的自由登山者来说并不是个别现象，反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赵兴政作为一个有过偷登经历的自由登山者也表示：“在目前国内的登山环境下，偷登也属于无奈的行为。”
政策是否合理
2003年由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国内登山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举行登山活动应当组成具备以下条件的团队：由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发起；队员两人以上，并参加过省级以上登山协会组织的登山知识和技能的基础培训及体能训练；配备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登山教练员或高山向导，1名登山教练或高山向导最多带领4名队员。
对于很多自由登山者来说，第一项比较难实现，而第三项则显得有点没必要。著名登山者严冬冬在他的一篇名为《门槛与碎玻璃——国内登山管理制度之我见》中这样评价这两条规定：“自由攀登者最常见的登山形式就是几个朋友或搭档结伴去攀登某一座山峰，这种情况下何谈‘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而他自己参加的很多登山活动就会打制度的擦边球，比如向开公司的朋友借用组织机构代码，向地方向导朋友借协作证，靠这两件东西来完成审批流程，其实整个登山活动跟审批文件上的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提供协作证的朋友也不会参与进来。”
说到第三项规定，严冬冬在文章里这样写到：“许多自由攀登者自身都具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甚至比许多职业协作和向导更强，他们的攀登往往不允许太多人参与，预算也很有限，请得起协作就买不起保证安全所必需的装备，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强制‘配备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登山教练员或高山向导’？”
赵兴政今年6月刚攀登完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德纳利国家公园的麦金利山峰（海拔6194米，北美最高峰），他告诉笔者，攀登这座山峰只需向国家公园上交250美元的管理费，攀登过程中可以享受到直升机救援和途中每个营地提供的天气预报保障服务。同时，麦金利山峰要求每一个攀登者要有严格的环保意识，包括要求在雪橇上绑马桶，不能随地“方便”。
赵兴政坦言：“如果国内山峰也可以这样管理，我们交了钱后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服务，我们也很愿意进行交费注册的合法攀登，而现状是‘圈地收费’，且没有后续保障。”
曾任北大攀登队队长，并有丰富攀登经验的李赞也认为：“设置这个门槛和不设置作用不大，因为能爬或者想爬这些未登峰的人不会理会这个规定，而没有能力爬这些山的人，会选择一些成熟的山峰或者商业登山。”
关于自由登山者和登协之间的矛盾，有14年户外经验的脱大为说：“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你知道了我的行程后，会阻止我登山，而不是帮助我。而在老美（美国）则是你必须告诉我几号进山，你的行程是什么，你哪天到达大本营？如果你10天以后没回来，就一定是出问题了，11天没回来就发动救援。而在中国则是比较简单粗暴的不让你登山。”
笔者就这两条条例咨询了四川省登山协会攀登队队长高伟，他的看法是：“可能这个政策（要求有法人资格进行申请）会有所滞后，但是没有办法。对于我们国内（登山）目前的发展状况，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发生意外，会有承载主体的问题，如果出事以后大家鸟兽散，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负责，肯定是不行的。而且当时在制定这个政策时，国内的保险制度仍不完善，即便现在也有很多保险制度对高风险的户外运动是免赔的，所以很多人现在购买的是国外的美亚保险。在各方面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个规定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至于第三条关于申请时间的规定，高伟认为：“具体执行时，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四川登协一般5个工作日就可以申请下来。而西藏、青海那边因为很多都是7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山峰，而且会涉及到边界、军事管理等问题，有时候可能得提前一年申请。”
如何看待山难
法国著名登山家让·克里斯托夫·拉法耶（Jean Christophe Lafaille）曾在一本书里这样写他目睹搭档遇难的情景：“呯的一声响，我的朋友就跌到半空里去了。Pierre在落下万丈深渊时甚至没有发出任何叫喊。他脸上的神色深深地在我的脑海里打下了烙印，那是一个人知道自己行将就木时的表情。”
每一个理智的登山人选择登山时，就已经选择了可能会长眠雪山的风险。然而风险越大，却越能凸显登山的魅力，生命在恶略的环境下，无限渺小，却又无限坚韧。
赵兴政在采访时甚至提出了“为什么要救援”的疑问，但是我们又不能说他不尊重生命，他在各种我们普通人无法想像的环境里挑战一座座山峰，却也证明了生命的伟大。
那么如果一旦发生山难，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看待这件事情？“登协也有他们的无奈，其实这个不是他们的责任，但是大家却认为是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主要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登山会发生意外，大家为什么不能正常地看待这个事情？”赵兴政这样回答。
中国的现代登山，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主要是“政治登山”，以完成国家的各项任务为主。90年代以后商业登山和自主登山开始慢慢发展，2002年北京大学山鹰社的山难，登山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可以说，现代登山在我国发展的时间非常短，如果人们不能很好地了解这项运动，那么也就无法理智地对待在登山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风险。曾攀登过安纳普尔纳峰（海拔8090米）的加拿大登山家Don Bowie说过这么一段话：“在安纳普尔纳峰（Annapurna）没有命悬一线的时刻，整个攀登过程都是在命悬一线！”所以有人用“时时可死，步步求生”来形容登山的危险，却一点也没有夸张。
我国著名登山家十一郎在他的博文《缅怀严冬冬》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冬冬有个签名——‘自由登山，自由之舞，自由之魂’。自由意志，其实是攀登探险最核心的精神底蕴。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最终无非是死在床上，而像冬冬这样的攀登者，有机会脱离这个大俗套，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式吧。”
实习生 刘昶荣 本报记者 齐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