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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作家丰收作为新疆屯垦戍边第二代，有一种强烈的兵团情结和边地意识，三十余年来，他持续书写兵团，将这一“群落”独有的生存风貌和人文景观，真实而丰富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60周年，丰收奉献了一部写兵团的长篇纪实作品《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
《西长城》以“屯垦天山下”、“酒与水”、“家国女人”、“西部的浪漫”、“西长城”、“年轻的城”为基本架构，以28个章节为构件。《西长城》的写作，涵盖了兵团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宏观的、全景式的。而支撑这一“宏观大厦”的，是分布在各个章节中的具体而微：事件、场景、记忆、人物、命运等。
《西长城》写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有上百个，他们只是兵团250万人中的一小部分，但他们的故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资料收集、实地调查、采访等方面，足见作者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丰收似乎抱着一个信念：尽量多地写出一个个快被埋没的人物，尽量客观、具体、真实，才能为今人和后人留下记忆。在他那里，写作几乎变成一次紧迫的“抢救性”工作。
书中提及的人物，上至将军下至战士、农工、盲流。既写到兵团创始人王震、陶峙岳、张仲瀚这样的“大人物”，写他们的“桃园三结义”，写他们的殊途同归、志同道合，以及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气度与魄力，同时也书写兵团“小人物”，以及他们作为西部拓荒者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西长城》中，“小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们的故事令人难以忘怀。我们记住了一天开荒三亩三的坎土曼大王方喜成，记住了用一公斤粮票找到老婆的理发师小麻子，记住了直到退休还是大田工人的陈淑惠，记住了30年只回过一次老家、临终时因愧疚于母亲而哭泣的棉花专家陈顺礼，记住了在阿勒泰和海南之间像候鸟一样迁徙的育种夫妇韩新城和尚君华，记住了在博尔塔拉草原冬窝子建立第一所小学的顾薇君，记住了“一个人的哨所”里的马军武，记住了中苏冷战中第一位为国捐躯的中国女性孙龙珍，记住了为石河子建城兢兢业业的湖南泥水工周益贵和他的8个弟子……这样的“小人物”，在书中不胜枚举。
丰收用平等的目光对待这些人物，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以及重述历史、复活细节的出色能力。他深入挖掘被时间和历史遮蔽了的“小人物”们的故事，为他们树碑、立传、去蔽，从而使《西长城》这部包含众多“小人物”的“个人史”的深沉意味。
《西长城》也体现了丰收对“荒原”的深刻体验和认知，他的“兵团情结”脱胎于“荒原情结”，他在书中写道：“这一切都和母亲紧紧相连——雪地里母亲拉沙运肥，棉田里母亲春种秋收，母亲领着我们去戈壁打梭梭柴，去沙枣树林打黄豆粒一样大小的沙枣蛋蛋充饥……”同时，他也思考着这些女性的命运，思考着社会文明因牺牲而有的推进。
毫无疑问，丰收是敏锐地发觉了这种“牺牲”的，不是一个母亲的“牺牲”，而是众多母亲们的“牺牲”。“书写他人”，则意味着视野里要有更多的母亲。“母性的荒原”，既是“牺牲”的同义词，又是“牺牲”的见证人。兵团伟业的创始和推进，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个体生命的“牺牲”之上的，这是个体融入群体的自觉，也是群体消弭个体的必然；是战争年代里延续沿袭下来的人民战争意识，一直沿袭到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
丰收并不回避早期拓荒者异常艰辛的一面，他写劳累、贫困、饥饿、死亡的片断，是书中最为打动我的地方，堪称悲怆和惨烈。这是现实超越想象、纪实胜于虚构后的“情景再现”，能真切地听到、看到和感受到人在荒原的挣扎与求生、呜咽与呼告。就如王震曾说：“我们进行的千秋大业，要付出比战争更大的坚韧。”
“以小见大、以小写大”，《西长城》也写到许多大事件、大场景，譬如新疆和平起义、数千人拉爬犁运石头修和平渠、百万盲流走西口讨活命、湘女出塞、1962年边民外逃事件、中印战争、石河子建城、喀喇昆仑山公路的修筑等，气势恢弘，笔力雄健，极具震撼力，具有“史诗品格”。
屯垦兴则西域兴，屯垦废则西域乱，这是人们从汉唐以来西域屯垦史中得出的一个真知灼见。今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肩负起“真正成为安边固疆的稳定器”。从丰收个人来说，通过《西长城》的写作，其早年的“荒原情结”已转化为今天的“兵团精神”：“正因为魂有所托的人生信仰，正因为心有所系的人生追求，这支部队才有坚如磐石的凝聚力，激情无限的创造力。”《西长城》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也为中国屯垦史研究乃至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察提供了一个厚重而可靠的文本。
沈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