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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蓝博洲用近30年做了一件事：寻找和记录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最开始，这是一挺危险的差事。1987年，台湾尚未解除“戒严”，他突破禁忌，第一个报道了当年其中一位受害者的故事，一时引起轰动。今年，他又出版了新作《台共党人的悲歌》，描写的是另一批受害者——只是往事不复禁忌，关心的人也变得稀少了。他成了一个孤独的写作者。
而在这之间的半生时间，蓝博洲从没个正经工作，只全心全意扑在挖掘往事上。为了能铆着这个选题写，他选择当一个自由作家，“有自由，没薪水”，开着21岁“高龄”的破车跑遍全台湾，找出那些三缄其口几十年的老人，写下他们藏在心里、连亲生儿女也不告诉的故事。
“严格来讲，台湾只有我一个人在写这些。”他笃定地说。
也只有在他笔下，我们能读到这样的故事：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代，有过那么一批不甘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台湾青年，他们有人冒着战火“寻找祖国三千里”，从台湾一路走到丹东；有人在光复后，听到广播里用普通话说一句“亲爱的台湾同胞”，就开始流泪；也有人带着自己的新婚妻子，没门没路地，跑到大陆去要求支援抗日……
而这些青年大都在上世纪50年代初因为思想左倾、反抗政府被捕入狱，在台湾遭到枪决。
自一次偶然的机缘闯进这片记忆荒漠，蓝博洲就没再停下过追寻与写作。
写着写着，他从一个满脸大胡子小伙儿变成胡子花白的老头。一直都没有钱也没有房，一直都在各处走访，一直到把那个时代被湮没、被消灭的人和事，一点点都抠出来。
有人评价，亏得有了他，那些关于热血与青春的故事，从未讲完。
蓝博洲的《台共党人的悲歌》，历经了20多年的采写。1993年，他曾去祭扫书中主角张志忠夫妇与儿子的坟墓，只见到一片荒芜。甚至关于这两位重要历史人物的资料，也少得可怜。而这样的情形，几乎发生在他所知道的每一位白色恐怖受害者身上。
“那是整整一代被消灭的历史”，蓝博洲说。
他笔下最有名的人物，是基隆中学前校长钟浩东。他就是那个没门没路带着妻子赴大陆抗日的热血青年。1950年，钟浩东被国民政府枪决，主要罪行是和老师们偷偷办报。
“你知道我们当时是怎么读鲁迅的吗？”蓝博洲后来不得不对大陆的年轻人解释当时的环境，“1983年，我大学三年级，有一天傍晚一个同学弄到一本《呐喊》，他借给我，要求第二天早上8点一定要还，我一个晚上用手抄完。我们是这样读鲁迅的。”
他们那一代人，在学校里写作文，不管是什么题目，结尾总大同小异：“明年此时，我们一定要打回大陆，解救处于水深火热的苦难的大陆同胞！”
太多的往事被掩盖了。寻找白色恐怖受难者，是蓝博洲在《人间》杂志当记者时接受的第一项任务。他找到当年一位社会运动领袖的遗孀，两个人约在难友家见面，也不敢录音，老太太说一点，他记一点。
那是一个出身台北富裕家庭的革命青年，约会时会带着女朋友一起去为酒家里的姑娘义务治疗梅毒。在日据时代，他因反抗殖民统治而被打断5根肋骨，投入狱中，光复后，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独占，他又愤起抗议。
连他的父亲也不谅解：“我们家有钱、有地位、活得好好的！怎么就会生出你这个老是反政府的儿子？”
“但您保守、驯服，只顾虑到自己的身家安危与荣华富贵，看不到人民被强权出卖的痛苦！”
这位台大医院医生在1950年被枪决，时年32岁。
老人告诉蓝博洲，临刑前一天，丈夫在监狱里偷偷给自己递了一封遗书：
“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
这段往事让当年的蓝博洲感到“无以名状的震撼”：台湾竟然还有过这样的人？
“像这样的人，在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了。”说到这儿，蓝博洲又强调了一遍，“不管他政治上主张什么。”
在27年前，听着这样的故事，刚开始工作的他突然就觉得自己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方式”。
蓝博洲出生在台湾中部一个客家工人家庭，是家里的第八个小孩。15岁就立志要当一个小说家，结果，被这些热血青年的故事一揪，写了半辈子的非虚构作品。
他形容自己年轻时候“一直苦恼‘人生活着是为了什么’‘人的一生要怎么活才有意义’”，可是“一直想不通”，也就“没有对生命有太多积极性”。
但在听完了第一位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生平之后，他觉得人生一下踏实了下来：“我告诉自己，那我这辈子，就用来写这些人吧……把这些人的故事，都找出来。”
他最初的挑战是政治禁忌。1987年，蓝博洲的第一篇非虚构报道《美好的世纪——寻找战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迹》在台湾《人间》杂志上刊出，一时引起轰动。蓝博洲后来听说，报道发表后，台湾当局怕直接封了杂志影响太大，悄悄收购了大量杂志，以求减轻文章的社会影响。
“十六七年前，我们都在看《人间》杂志的时候，看到了蓝博洲的《美好的世纪》和《幌马车之歌》。”很多年后，台湾导演侯孝贤在为蓝博洲撰写序言中时回忆，“那两篇东西真的是先驱。”
后来在电影《悲情城市》里，梁朝伟所饰演的角色在监狱中看着他的朋友们一一被带去枪决，这些年轻人临走时所唱的日文歌，正是现实中钟浩东在面临枪决时所唱的：
“在充满回忆的小山上，遥望他国的天空，忆起在梦中消逝的一年，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
“马车的声音，令人怀念，去年送走你的马车，竟是永别。”
写完《美好的世纪》，蓝博洲从杂志社辞职，专心投入到寻找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工作中。
在台北郊外、不通电话的家里，蓝博洲过起了“跟外界不大联络”的生活。他开始撰写基隆中学前校长钟浩东的故事。为此，他开着自己的二手破车跑遍了台湾南北，找到了钟浩东在基隆中学的同事，和他的遗孀蒋碧玉，与他们一一聊过。
他忘不了自己当年硬着头皮问她钟浩东遇难的细节。老太太说着就哽咽了，回屋拿出一封丈夫的遗书。
遗书是三页十行字的信，每一行字都清清楚楚的，唯有第二页的第一行字有一些涂改。
那一句是钟浩东隐晦地对妻子透露自己的最终结局。“我一下就明白钟浩东当时面临的情境了。”蓝博洲说，“他不能明讲，否则书信无法通过官方审查被寄出来。那一刻他心里有的波动，几十年后我还是能看到。”
“你想想，这些东西，我如果去写小说，怎么想得出来？这些革命者那么生活化的细节，这样的故事，为什么年轻人会不感兴趣呢？”
后来的日子里，蓝博洲习惯了四处漂泊的生活。他寻找当事人的脚步，也会走到台湾岛外，一路延伸到福州，延伸到云贵高原、长征路上。他认识的白色恐怖受难者，也越来越多，“就像当年特务抓人一样，循线进入”，多听一个故事，也许就又认识了一群人。
同时，他在台湾的家，也一直在搬来搬去——有时是监狱后的草屋，有时是山坳里的铁皮屋，直到儿女长大，才重新搬回了台北。
蓝博洲在大陆的朋友、《民族文学》杂志主编石一宁说起来还觉得挺稀奇：“听说他在台北，因为租房住，还是年年搬家。”
石一宁读过蓝博洲的所有作品，他觉得这位“台湾报告文学创作最有成就的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差不多那样的热血青年”。
这些年，蓝博洲写了20多本与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受难者有关的书，许多书中人物都是当年的地下共产党员。时光荏苒，如今，政治不再是禁忌，但民众也不再对这些书抱有从前的兴趣。
“我的书卖得不好，可每次总有一些独派的教授来研究，指导他们的研究生来挑我书里的小错误。”说起来，蓝博洲还有点忍不住笑，那些学生后来很不好意思地对他说：看了书，被历史感动了。还好，“还没有说看了书反而去认同他们老师的思路的”。
蓝博洲写起故事来，笔调几乎不带感情，只是将当事人的回忆、旧的文献档案一一摆出来，呈现出时代的面貌，哪怕回忆中有矛盾的地方也并不回避。
“我希望你进来读，读了以后能产生自己的思考，而不是看到一个标签就全部否定……这也是上一代人希望用他们的牺牲换来的，他们没有说，这一定对，只是当时他们的认识之中，没有比这些更合乎真理的。只能说，现在那些堕落的人，实在对不起这些牺牲的人了。”
这么多年过去，读到笔下那些热血青年面临死亡的段落，蓝博洲还是会感到难过。
郭琇琮的遗孀最初一直以为蓝博洲是特务：连她儿子都不感兴趣的过去，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人主动来追问呢？
尽管如此，当蓝博洲找上门来时，她已下定决心要讲出丈夫不为人知的一生——哪怕是对着一个特务。那一年，郭夫人已经年过七旬，她觉得这也许是自己最后能向人讲述丈夫生平的机会了。
好多次，蓝博洲也会觉得“要不写完这个故事就算了”，但是往往出门和素不相识的老头老太太一通聊下来，又改了主意。
他觉得“一路上很充实”：“那些活着的老先生老太太，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的故事，愿意告诉你，人生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呢？”
因此，蓝博洲相信自己的写作自有意义：如果他不去找到这些老人，那后人如果想了解当年发生了什么，不是只能翻看国民党的官方档案？
而面对曲解历史的人，这些口述实录是比研究论文更有力的反驳。
他希望自己的书能让台湾的年轻人更有历史感，又或者能让大陆的年轻人理解台湾：看到这一百多年来台湾人的迷茫、挣扎与不断寻找出路。
“所以我不会因为这些书不受重视、被排挤、写了赚不到钱，或者不能在主流媒体发表，就感到挫败。只要能在一些地方发表，换取些稿费，让我继续做下去，就可以了。”蓝博洲说，“我很清楚我所做的事情的意义。”
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蓝博洲重走了一段长征路，参观了贵州的遵义会议会址，为他的下一本书做准备。说起过往的事情来，他挺平静，也挺乐呵。只有一个消息让他小小激动了一下：北京友人传来信息，说《台共党人的悲歌》现在成了畅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