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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表扬稿，说有关部门查处农村村级干部的腐败现象，成绩显著。谁想标题党们拎出了一句话，刺激了各位脆弱的心灵——今年8月，湘西吉首市一名村干部因贪污公款被查，他理直气壮地反问：“我当村干部不就是为了捞两个吗，这怎么还违法了？”
与这句话相对应的是：“吃皇粮的人岂能再在农民身上揩油？”此话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曹世凯说的。
这两段话是针锋相对的。能针锋相对是因为在同一水平上，讨论的问题是：领导干部（严格说，村干部不算领导，不是公务员，不吃皇粮）的身份和权力决定了他们的行事规则，村干部认为弄权肥己正常，纪委书记要使用制度限制村干部滥权。早年间，在这水平之上有一种高大上的说法：领导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现在不大说了，与现实对不上茬儿。
现实是什么？大家一定都能猜到表扬稿的说法：腐败村干部是一小撮，是少部分人。少部分是多少？49%也是少部分，但是不是可以说，村干部的腐败是普遍现象？谁都没有数字，都在含糊着。
村干部的腐败，主要是侵占农村集体的资金、资产、资源等“三资”。表扬稿给出的一个例子是：截至目前，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共清理出农村集体资产总额34亿多元、资源43亿多元、资金11亿多元，及州、县市直各部门直接拨付到村资金28亿多元，比清理前登记在册和登记入账的“三资”多出近60亿元。
粗略说，表扬稿提出的116亿“三资”资金，不知是否与清理后多出的60亿资金同口径，如是，这一查，就查出超过一半的“三资”被村干部隐瞒了，而且还只是“截至目前”。
村务不公开，是村干部腐败的主要手段。一些村子会计、出纳不分家，账、钱、权由村支书一人掌管；有的集体资产流向村干部和他们的关系户，多数村民不知、不问、问不了。“比如村里的厂房租赁，有人托了关系，厂房就低价给他了，有的甚至租到了30年以后，吃掉了子孙饭。”浙江永嘉县溪口乡一位村干部说。
有人认为，中国村级选举表明了基层民主的问题，竞选的时候选人四处讨好村民，甚至贿选；当上村官后，村民却制约不了村官，法律规定村民大会有罢免村官，但往往不能实现，特别是如果村官有背景，比如身后有上级领导撑腰，而官官之间又有利益牵扯，村民罢免村官就更难了。
如果说这是问题，那其他非选举的干部产生机制就是成功的？村级选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文化传承里没有选举和做官的规则意识。
特权是腐败的前戏，而特权却被朝野认为正常。甚至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也有特权，但大家却说那时官员和老百姓同甘共苦，没有特权。
那年月，在北京有3个专门向高级干部供应物品的机构，一是东华门大街34号，据说只有行政8级以上，也就是副部级以上的领导才能进去，那里的黄花鱼一斤0.46元，黑崩筋西瓜8分钱一斤。另一个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四楼“特需部”，因设在四楼的七号房间，“文革”中被称为“黑七号”。再一个是位于东华门大街25号的北京友谊商店，“外国时兴的，我们也有”，1973年友谊商店搬到建国门外。
其实，当年周边的居民都知道这些特供点，也羡慕嫉妒恨，但没觉得不正常。
村官以为捞钱天经地义，村民罢免权常受到行政权力的打压，民众对特权的宽容，是今日腐败的民心病源。
表扬稿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由于加强了监督和管理，村民对村干部的看法转变了。陕西高陵县湾子镇湾子村村民张大妈说：“以前村里广场上新增了健身器材，会有人怀疑村干部是不是多买了一些拉回自家去了。”吉首市马劲坳镇隘口村村支书张智文表示：“以前村里想干个什么事，群众不支持，总怀疑村干部要把钱往自己口袋里搁。”
如果村民一直都对村干部不放心，都不眨眼地盯着，才是对村干部，也是对自己的负责。
王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