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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以来，刑事错案一次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浙江张氏叔侄错案、河南李怀亮错案，再到萧山五青年错案、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错案。
为什么错案频现？从证据的角度而言，很多人会说是刑讯逼供。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认为，作为产生错案的原因，刑讯逼供是表象，我们不能把实际参与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妖魔化，有些人在当警察之前并没有打过人。我们需要从制度上找原因。
何家弘说，刑事司法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下面，这都是做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错案的发生具有不可避免性，不仅法制不太健全的国家有刑事错案，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也有刑事错案。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许多州都建立了“无辜者中心”，通过“无辜者行动”对可能错判的案件进行复查，目前已发现错案311起。
何家弘的团队对刑事错案研究发现，我国的刑事错案似乎形成了一个模式：偏重口供，非法取证，事实不清，疑罪从轻。这不是执法人员或司法人员个人的问题，而是刑事司法制度的问题。制度存在漏洞和弊端，错案才一次又一次被复制。
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属于“流水线”模式：公检法三家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共同把好案件“质量关”。作为第一道“工序”的侦查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实质性环节，而起诉和审判只是对“上游工序”的检验或复核。毫无疑问，这些冤错案件的生成都源于侦查环节的错误，但是这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又都通过了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把守的关口，最后成为刑事司法系统制造出来的“伪劣产品”。这反映出当下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两大缺陷：一是公检法三机关“配合有余制约不足”，二是刑事庭审“徒有虚名”。
如何使冤案不再被复制，何家弘认为，我们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当庭审真正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时，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复制冤案的能力必将大减。与此同时，司法和执法人员也要转变观念，从侦查中心的程序观转向审判中心的程序观，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从依赖口供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科学证据的证明观。
呼格吉勒图案的代理律师苗立认为，刑事案不单涉及财产问题，还涉及剥夺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办案机关、办案人员首先要加强学习。办案人员专业素质、专业知识有重大缺失，甚至有些人不知道怎么依法办案，而是模式办案、经验办案、拍脑门子办案、有罪推定的办案，是不符合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法律环境和法律要求的，“在加强学习的前提下，还要有慎之又慎的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这些不是一个口号，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做到严谨务实，办案人员要做到对每一个案件都有自信说，这是一个铁案”。
本报记者 李玉波
